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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

日期:2013-01-10 | 来源: | 【大 中 小】【打印】 【关闭】

     
    
    
     杀出一条血路,创办经济特区
    
    
     我国的对外开放,没有现成模式可参照,更不能照搬其他国家的做法,只能根据国情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不断前进。1979年1月,一封关于香港厂商要求回广州开设工厂的来信摘报,送到了邓小平同志的办公室。邓小平阅后,当即批示:这种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曾任广东省委副书记的王全国回忆当时的情形说:“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感到不改革开放不行了。小平同志的这个批示,对我们是很大的启示和鼓舞。我们就从广东的实际出发,分析广东的特点,提出广东的改革开放应该先走一步。”
    
     蛇口响起第一炮
    
     李先念初定蓝图 1978年10月9日,交通部党组上报了一份《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提出招商局的经营方针应当是“立足港澳,背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为此,应当冲破束缚,放手大干,争取时间,加快速度,适应国际市场的特点,走出门去搞调查、做买卖。建议:改革上层建筑,简化审批手续,确定招商局就地独立处理问题的机动权;授权可以一次批准招商局动用当地贷款500万美元的权限,从事业务活动。
     李先念同志10月12日批示:“请华主席、叶、邓、汪副主席,纪登奎、余秋里、谷牧、康世恩同志阅批。拟同意这个报告,只要加强领导,抓紧内部整顿,根据华主席‘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指示,手脚可放开些,眼光可放远些,可能比报告所说的要大有作为。妥否,请阅示。”很快,党中央、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也一一圈阅并批准了这份报告。
     中央为何要支持香港招商局呢?所谓招商局,是1872年清末大臣李鸿章奏请清廷核准创立的,与江南制造局、纺织新局同为清政府三家最大的官方企业。在晚清的洋务运动中,招商局发挥着独一无二的作用。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招商局的功能多次变化,当年的风光虽不复存在,但招商局这块招牌却始终保存下来了。1951年,在上海的招商局总公司改称为中国人民轮船总公司,只有香港分公司继续保留招商局的名称。香港招商局隶属交通部。
     为落实中央领导批示精神,1978年10月28日,交通部派袁庚到香港担任招商局第29届常务副董事长。袁庚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传达中央指示,研究贯彻落实的办法。袁庚在香港考察时,注意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招商局的船不经过任何检查,也不用办手续,可以直接进出香港码头,在内地与香港之间往来很方便。由此,他萌生了在内地沿海建立一个出口加工基地的想法。袁庚经过调查研究,反复比较,认为宝安县的蛇口最合适。这一想法,得到了交通部部长叶飞同志和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刘田夫同志的大力支持。于是,1979年1月6日,广东省和交通部联合向李先念副总理和国务院上报了《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提出:招商局初步选定在宝安县蛇口公社境内建立工业区,以便利用国内较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同时利用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原材料,把两者充分结合起来。
     很快,李先念副总理收到了这个《报告》,立即与谷牧副总理进行了认真研究,决定请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长袁庚到他那里去,当面商议这个报告。
     1月31日,彭德清和袁庚来到了中南海。李先念同志先向他们问起招商局的情况。当袁庚同志在汇报中谈到要把香港充足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内地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结合起来时,李先念同志说:“对,现在就是要把香港和内陆的优势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外资来搞建设。不仅广东要这样搞,福建、上海等地都可以考虑这样搞。”李先念同志又说:“我不想给你们钱买船、建港,你们自己去解决,生死存亡你们自己管,你们自己去奋斗。”袁庚拿出一张香港出版的香港地图,向李先念接着汇报:“我们想请中央大力支持,在宝安县的蛇口划出一块地段,作为招商局的工业用地。”李先念同志看着地图,仔细审视,用铅笔在地图上南头半岛的根部用力画了两根线条,指着这个区域说:给你们一块地也可以,就给你这个半岛吧。然而,袁庚同志只要了半岛尖上一块名为蛇口的2平方公里的地方,当时的他还没有那个胆量一口“吞”下几十平方公里土地。李先念同志又征求谷牧同志的意见:“对招商局的报告,你看怎么办?”谷牧同志回答:“你批个原则同意,我去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好了!”李先念同志说:“好,我批。”说着,他就提笔在报告上写道:“拟同意。请谷牧同志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就照此办理。”批准的时间是1979年1月31日。
     谷牧牵头研究政策 1979年2月2日,谷牧同志召集国家计委、建委、外贸部、人民银行、财政部、交通部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商议如何具体落实李先念同志的批示。谷牧同志说:“现在议一议香港招商局在蛇口办厂的问题。在这里设厂当然要得到特殊待遇。除了地方行政按国内的一套以外,在经济上要闹点‘特殊化’,就是要享受香港的待遇,进出自由。”他接着说:“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广东、福建可以更放开一些。先念同志听了交通部的汇报以后作了批示。”谷牧宣读了李先念的批示后,请袁庚同志介绍情况。袁庚说:“目前香港中区地价之高仅次于东京银座。1平方英尺要1.5万元港币,郊区工业用地每平方英尺也要500港元以上。劳动力工资也很高。我们经过多方面研究,形成了一点共识,就是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土地和劳动力,吸收香港的资金和技术。如果这样做,香港任何财团都无法和我们竞争。”接着袁庚提出要求:“交通部与广东省已经商定了具体方案,但进出口交税的问题要中央定才行。”谷牧说:“也就是要给点特殊政策。”袁庚进一步介绍了搞工业区、办工厂的具体想法,提出:“这个工业区的建设不用财政部一分钱,只要求财政部免税10年到15年,以后全部交给国家。”财政部部长王丙乾说:“其他没有什么意见。关于纳税问题,不按国内办法,而按香港办法。在香港你们怎么交税的,在蛇口就怎么交税。”外贸部副部长刘希文说:“关于海关进出口税问题可以给予优惠。具体怎么办,我回去和海关商量一下。”他们商量的似乎都是些具体问题,然而这些内容在当时可以说是惊天动地的大事。
     经过上述酝酿和筹备,1979年7月20日,蛇口工业区开始正式运作,基础工程破土动工,响起蛇口开山第一炮。通过移山填海兴建码头,花了近一年时间建成600米的码头泊位,可停靠5000吨以下的货船,与香港互通航班客轮和货船,解决了交通运输的瓶颈。就这样,在当年林则徐、关天培率领中国军队向英国侵略者打响第一炮的蛇口左炮台下,中国经济特区的发轫地——蛇口工业区诞生了。
     在国内划一块地方,由驻港企业按香港方式来经营,在过去不仅没有做过,连想也没有人敢想过。事情定下来后,在交通部内部就引起了不少不同意见,有人说袁庚同志是“不务正业”,还断定他会“人财两空”;甚至在招商局内也有少数人不同意办工业区。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香港的一些大财团得知这一信息后,羡慕无比。李嘉诚、冯景禧、胡应湘等找袁庚商量:“袁先生,你那个地方能不能给点我们,把中央政府给你们的权力也给点我们,我们一起来搞。”
     两年后的1981年12月,港督麦里浩访问蛇口,看了那里的建设速度,十分惊叹,认为蛇口的速度香港赶不上。他说:“这个工业区搞了2年4个月,能搞到这样的程度,是值得祝贺的,在香港,我估计要花4年半的时间。”
     江泽民协调解难题 蛇口工业区在创建初期遇到的困难是现在难以想象的。除了思想认识和体制上的障碍外,在建设上也遇到许多“卡脖子”的问题。例如,工业区外有一条7公里的专用公路快要修竣时,施工部门硬是在工业区入口200米处留下一段不铺沥青路面。这样,雨天时,泥浆、石子加雨水,使这段路形同沼泽,严重影响工业区的交通,也有碍观瞻。又如蛇口当时是一个落后的渔村,根本没有现代通讯设施,打电话十分困难,他们想建一个微波通讯站,也遇到重重阻力等等。
     国家进出口委副主任江泽民同志于1980年3月22日陪同谷牧同志视察蛇口,蛇口的对外开放、改革、发展、变化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对他们遇到的困难也记在心头。8月8日,江泽民同志又来到蛇口。在实地考察,与工业区负责同志许智明等人座谈后,他高度评价蛇口近几个月又取得新的进展,“蛇口工业区建设速度快、有章法、效果好”。对他们遇到的许多困难问题,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在四化建设中确实碰到许多问题。我认为有些是认识问题,因为特区是个新事物,而我们长期闭关自守(也有外国长期对我封锁的影响),对国外新情况缺乏了解,因此,想的,做的,常常是老框框,这些认识问题,我认为是可以原谅和可以说服的;但也有属于封建主义甚至是封建割据的问题,有些单位大权在手,不照他们的旧框框办,怎样说他都不同意,对这种封建割据,则要做必要的斗争。”当蛇口同志谈到通讯困难时,江泽民同志指出:“通讯问题是个大问题,和外商合作建厂,通讯不便是不行的。据了解,香港电话很普及,平均4个人就有一部电话,而且电话安装费很便宜。我们国家落后,电话太少了,申请安装个电话很困难,而且安装费很贵。蛇口工业区为了适应和外商合营的需要,自己筹钱建设由蛇口经深圳通香港的微波电话,是件好事,一定要支持。”微波电话建设过程中属于要由深圳市邮电局和广东省邮电局帮助解决的问题,江泽民同志请陪同他的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深圳市委副书记秦文俊回去跟他们谈。属于要由邮电部解决的问题,他找邮电部部长朱学范帮助解决。
     袁庚同志很快请邮电部及其所属的省、市邮电局的专家来蛇口参观考察,他们认为解决通讯问题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他原以为蛇口的通讯问题可顺利解决了,但没想到还是解决不了。邮电部门坚持通讯设施由特区出资建设,但经营管理权属邮电部门,电话费必须由邮电部门收,长途电话和香港通话必须经长途局,不能直拨。袁庚同志在无奈中,不得不把蛇口遇到的问题设法向中央反映。
     1980年9月3日,胡耀邦总书记看到新华社一份题为《蛇口工业区建设中碰到的几个“卡脖子”问题》的内参,当即作了如下批示:
     谷牧同志:
     中央现在决心坚决反掉各种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这个特区是否确有卡脖子的官僚主义,是否有拦路打劫的官僚主义,建议你抓住这个麻雀,弄个水落石出,必要时制裁一点人(最好是采取经济制裁),否则不但官僚主义克服不了,四化也遥遥无期。
     谷牧立即要求国家进出口委研究落实胡耀邦同志的批示。1980年9月12日,国家进出口委召集专题会议,由江泽民同志主持,研究解决蛇口工业区建设中碰到的四个“卡脖子”问题。邮电部、外贸部、海关总署、劳动总局、科技局等负责同志与会,就安装通讯设备问题,请邮电部特事特办,给予“松绑”,确定在深圳市的通讯设备解决前,蛇口工业区先安装一台进口的专用交换机,可直拨香港,第二年三四月份投入运行,由招商局自己管理。其他问题,技术工人和技术干部调配问题、施工设备进口问题,都放开了口子。至于200米左右一段公路迟迟不给铺沥青路面问题,当时参加会议的人定不了。广东省委书记刘田夫当天下午到会后,当即表示广东省将积极配合工业区把道路打通。会上,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说:“请大家支持工业区,开点绿灯。”几天后,有关单位把那位施工部门“卡、拿、要”的处长革职,搬开这块“卡脖子”的“绊脚石”后的24小时内,200米公路就铺上了沥青路面,从此蛇口工业区通向区外的公路终于贯通了。
     同年12月,江泽民同志陪同谷牧同志再次视察深圳、珠海,又来到了蛇口工业区,这是他一年中第三次到蛇口,关心蛇口的创业和发展。
     蛇口工业区的创建本意是吸引外资开发工业,特别是外向型工业。但是,任何一个工业区的建设都不可能是孤立的,必须有住房、商业和其他服务业的配套,特别是在那个商品十分匮乏的年代,又有不少外商在那里工作、生活,因此办一家中外合资的购物中心,进口一些国内没有和无法供应的收取外汇的商品是必要的。然而,这又是“破天荒”的事。向外宾供应进口商品的外汇商店,历来是由国家有关部门指定的国营商店垄断经营的,要在这个渔村加工地的蛇口,办一家外汇商店很难设想。然而,一位姓陈的港商却看到蛇口未来的商机,向袁庚表示希望能投资在蛇口办一家合资的购物中心。据袁庚同志回忆说,当时他主要是感到蛇口需要一个购物中心,但开张后能否有生意也无把握。他曾对这位港商半开玩笑地说,如果购物中心开张后一天只能卖出一瓶汽水怎么办?那位港商坚定地说:“你叫我一天卖一瓶汽水,可以。我坚持半年。假如半年后仍然是一天卖一瓶汽水,我就回香港!”于是,双方达成合办购物中心的意向。他们便上报省有关部门审批,可是对这种无章可循“破天荒”的事,谁也不愿沾边,互相推诿,杳无音信。除了购物中心迟迟不能批准外,蛇口与香港的海上通航问题,由于种种原因也无法解决。这时袁庚不得不再次通过上次同样的渠道向中央反映情况。
     1981年10月16日新华社内参上刊登了《深圳蛇口特区建设在两个问题上遇到困难》的文章,反映蛇口遇到的“购物中心”不能开办和蛇口至香港之间不能通航两个问题,使中央及省委关于特区建设的指示无法落实。万里同志批示:请谷牧同志过问一下此事。谷牧同志批示:明天议一下。
     江泽民同志见到这份内参时,继一年前帮助蛇口解决四个“卡脖子”问题后,再一次帮助蛇口解困。经与有关部门协调,10月24日,他给谷牧同志写了一份专题报告,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意见:
     谷牧副总理:
     《国内动态清样》第2492期反映深圳蛇口特区建设中的两个问题,经与王润生(作者注:时任海关总署署长)、王斗光(作者注:时任海关总署副署长)同志商议,并向蛇口建设指挥部了解了情况。解决意见如下:
     一、蛇口“购物中心”开办问题。中发[1981]27号文件规定:除烟、酒按最低税率减半征税、少数物品照章征税外,其他均免征关税。特区运往内地的货物、物品,应按一般进口的规定办理。在分界线未建好之前,按海关暂行办法执行。蛇口指挥部称:蛇口第二道防线正在加紧建设。海关反映:两年来对蛇口区内职工早已免税进口了电视机等物品,而“购物中心”进口的货物,凡持有外币的即可选购,实际上扩大了供应对象,在小二线未建成前,会促使区外人员拥入蛇口无法控制。我们同意海关的意见,“购物中心”应待小二线建成后再考虑开业,以利贯彻“外松内紧,前松后紧”的方针执行。并已告知蛇口指挥部,尽快将蛇口工业区的小二线建好。
     二、蛇口港口对客轮开放问题,今年9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81)国办函字75号文件已批准蛇口口岸对客轮开放。蛇口指挥部认为联检设施条件均已具备,只待海关派人进驻即可开放。海关则反映,文件刚下达,九龙海关目前人员尚不敷应用,立即开放还有问题。现经协商初步定于11月15日派人进驻,最迟不超过11月20日开放。
     特此报告,妥否请示。
     江泽民
     1981年10月24日
     在万里、谷牧同志的过问下,11月12日,由江泽民同志签发的国家进出口委《关于蛇口工业区“购物中心”及港口开放问题的处理意见》((81)进出综字第061号),下发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袁庚的两大难题终于得到了明确的答复。经过半年多的筹备,1982年6月23日我国第一家合资的“购物中心”顺利开业了,而开业的第一天不但不是门可罗雀,相反,开门前的一大早就有几百人排队等待。很快这个店就取得很好的经济效益。这个现在看来很不起眼的小店,在当时迅速成为蛇口的一个亮丽的旅游景点。我有一次到深圳蛇口调研工作时,也去参观了这个商品琳琅满目和顾客熙熙攘攘的“购物中心”,与香港和欧美也相差无几,与内地其他城市货架空荡、品种单调的商店形成鲜明对比。
     尖兵的作用不可低估 创办工业区,一没有被纳入国家计划,二没有财政拨款,但却争取到了两项政策:一是500万美元以下的工业项目自主审批,二是被允许向外资银行贷款。于是,袁庚走遍香港,向港商和银行借贷资金,前后两年,招商局借进15亿元,用来搞“三通一平”(通水、通电、通气、平整土地),建设工业基础设施和生活设施。为了使借来的钱很快产生效益,袁庚利用已建成的厂房设施,大大简化招商程序,从谈判到签订协议,到审批注册一般只有个把月时间,投资者只要把设备运来安装好,便可招工投产。正因为如此,企业和人才蜂拥而至,两年多的时间,蛇口的企业从无到有猛增一百多家。蛇口的试验不仅是思想的解放,也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还是对干部和劳动体制的改革。蛇口有许多第一:首先吸引外商投资;首先向境外举债;首先获得审批项目的自主权;首先实行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1980年3月28日,他们还首先试行了干部、职工招聘制,竞争上岗。1983年经来视察的胡耀邦同志同意,蛇口试行了由群众推举、考核干部。1983年4月24日,蛇口第一届管委会15名干部,经民主测评推荐候选人,再经2000多人选举产生。调入蛇口的干部的工资级别只能存入档案,在蛇口的工资和职务,只能通过他们的选拔程序,量才录用。干部每年考核一次,民主测评不过半者下岗,打破终身制。企业职工实行招聘合同制,打破了“铁饭碗”等等。
     这些改革取得的直接成果是高速度、高效率和高效益,并在袁庚脑海里逐步形成一个理念: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也正是在这个思想观念的指导下,招商局由一个1980年只有1亿元资产的小公司,到1992年袁庚离休时变成了一个拥有200亿元资产的大公司。
     蛇口的改革试验,虽然当时并未意识到已触及经济体制的改革,而只是从实际出发“摸着石头过河”的产物。然而,实际上它是突破计划经济体制堡垒重围的尖兵,其历史意义不能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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