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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夫传(1906—1988)

日期:2013-01-10 | 来源: | 【大 中 小】【打印】 【关闭】

     从呼和浩特(原归绥)出发,沿呼(和浩特)包(头)公路西行50公里,是土默特左旗政府所在地察素齐,再向西南走15公里,在土默川腹地,有一个蒙汉族同胞穿插居住的塔布赛村(旧称塔布子)。这就是乌兰夫的故乡。
     据传,塔布赛村是清朝乾隆年间形成的。最初,这里只有乌兰夫祖辈一户姓云的蒙古人居住,后来有四户出来找生路的山西农民在这里落户。有了这一蒙汉四五户人家,才有了塔布之称,即汉语五家村的意思。五户人家住在这一望无垠的草原上,任牧任耕,一代一代友好相处,形成了很深的感情和友谊。以后,又不断有内地逃荒农民迁来。村子里的人渐渐多起来,时而也发生农牧矛盾,但为了共同生存,都互谅互让,不碍蒙汉人民之间的团结。当时的情景正像民谣中唱的:“蒙汉是一家,不分我你他。同喝一井水,共赏草地花。”
     1906年12月23日,乌兰夫诞生在塔布村一个比较殷实的蒙古族农民家庭。他小时候叫庆春,入私塾馆读书时取名云泽,在苏联留学时起俄名拉谢维奇,在土默川搞地下工作时化名陈云章和乌云达赉,在新三师时多称其字时雨,到延安后改名乌兰夫。
     乌兰夫童年生活在一个三世同堂的大家庭,父亲兄弟两人,由祖父主持家政。
     祖父云根元,是云家由放牧为主转为种田为主的第一代。当过村里的保十户,即管十户人家的小头。读过私塾,学过汉语,是一位通情达理、性格耿直、心地善良的老人。
     父亲云明亮,因排行老二,人们习惯地称他云二明亮,读过私塾,蒙汉兼通,幽默诙谐,爱讲笑话,精通农活,勤于耕作,不惜力,不争利,是一位忠厚老实的农民。
     母亲长长(音zhǎng),娘家也姓云。没有读过书,把全部精力和爱都倾注在家人和孩子们身上,尽心尽力地操持家务,服侍老人,抚育子女,对长子乌兰夫尤其钟爱。她具有旧式妇女的美德,是一位农家贤淑女子。
     伯父那木齐,读书较多,文化底子比较厚,爱好书法,懂蒙汉两种语文,胸襟坦荡,性格开朗,曾代塾师教过乌兰夫和他自己的儿子云润,教学认真,对孩子们要求严格。
     云根元老人对当时社会的污浊和不平等现象,对蒙古民族的日渐衰落,很愤懑。他用我国传统的伦理治家和教育后代,子女们本分、孝敬,有文化、能劳动。每个人都奋力为全家人的生活操劳。一家三代和睦相处,能吃饱穿暖。儿孙们健壮聪颖,这对云老汉是莫大的宽慰。
     乌兰夫的先辈在大青山前后游牧,后来定居在土默川。这里是绵延数百里的一块冲积平原。它西濒黄河,三面环山,大黑河由东北而西南穿过,盛夏无酷暑,隆冬不严寒,水丰土肥,是宜牧宜耕、气候宜人的好地方。历史上它曾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天然牧场。世代生息在这里的蒙古民族,扬鞭跃马,纵喉牧歌,过着他们传统的游牧生活。大约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内地破产的汉族农民开始流入土默川,但直至19世纪都是自由流入谋生的。随着破产农民的增加,流进的人也越来越多,但对牧场并没有构成大的威胁。20世纪初,清王朝为了转嫁“庚子赔款”的负担,有组织地移进大批破产农民,在武力护卫下强行开垦。经过1902年到1908年的武力强垦,土默川的草场几乎全部被破坏,蒙古族牧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牧场,不得不转牧为农。从此,土默川变成了农业区。这一转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进步的。但是,武力强垦危及牧主阶级的利益,也造成绝大多数蒙古族劳动人民破产。强迫牧民改变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对他们来说是一场大灾难,是极其痛苦的。
     开垦后的土默川,汉族居多数。蒙汉劳动人民相依为命,友好相处。刚刚转为种田的蒙古族牧民有养畜经验,新迁来的汉族农民有耕作技术。他们互相学习,互相帮助,蒙汉劳动人民的汗与血流在一起,共同浇灌着这块新开垦的土地。可是,即将覆亡的清王朝和辛亥革命失败后窃取政权的北洋军阀,为了搜刮和盘剥蒙汉劳动人民,搞旗县并存、丈地换照等,制造民族纠纷,破坏民族团结,实行大汉族主义统治,致使生活在这片肥田沃野上的蒙汉劳动人民难得温饱与安宁,蒙古族人民的境况更加悲惨。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和离间,促使蒙汉劳动人民觉醒。他们团结起来反对共同敌人,从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斗争绵延不断。
     乌兰夫出生在辛亥革命前夜,强垦土默川的高峰期,全国和内蒙古正处在大动荡、大变革的年代。在这样的历史时代,在那样一种社会和家庭环境中,乌兰夫渡过了他的童年。乌兰夫的长辈们不一定有把他培养成为民族和国家栋梁的想法,但总是希望自己的后代将来的情况尽可能好一点,盼望儿孙们能有出头之日。让乌兰夫和其叔伯哥哥云润读书,使他们日后不只是会种地、放羊,还能长出息,这是祖父的主张,也是伯父和父母的心愿。乌兰夫很感谢他的祖父和父辈,是他们作出的这种抉择为他创造了一生发展的最初条件。
     在全家支持下,乌兰夫4岁时就同其堂兄云润一起,跟伯父学念《百家姓》、《三字经》。8岁那年,他和堂兄到离家4公里路的温家村私塾馆读书。第二年春天,因为私塾馆姓白的先生歧视蒙古族孩子,他们就回家继续跟伯父念。第三年,祖父下决心请了山西崞县一位姓贺的先生,在家里教了他们两年。贺先生走后,他们到离家5公里路的小里素村私塾馆念了一段时间,基本上念完了私塾课程。
     乌兰夫读私塾的时间总共有4年多,受业塾师包括伯父在内主要有三位,其中有两位是汉人。他们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性质和作用却各不相同。一位是白先生,他教死书,死教书,而且趋炎附势,瞧不起穷人家孩子,歧视蒙古族孩子。这位先生对待学生的不公正态度使乌兰夫觉得很委屈,很伤他的自尊心。都是一样的人,为什么不一样对待?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打了这样一个问号,很长时间解不开,想起来就觉得不舒服。另一位是伯父,他教得认真,讲得明白,时间也掌握得灵活,有空多讲,没空少讲,农忙了就下地干活。他对乌兰夫和云润一视同仁,该批评就批评,该表扬就表扬,不管是在学习中还是干活时,常说些鼓励他们的话,时而还文绉绉地讲几句趣话逗他们乐。乌兰夫觉得伯父有知识,既严肃又随和,是一位可敬可亲的长辈和先生。他很尊敬伯父,不仅跟他学识字,还学他的脾气、性格,甚至一举一动。伯父集中了乌兰夫祖父和父亲的长处,对乌兰夫的影响比较大。还有一位,那就是贺先生。他和蔼热情,没有先生架子,同情受苦人,尊重蒙古族人,不仅读过私塾,还上过洋学堂,知识面宽,书教得活,除“四书五经”外,还讲算术、自然、地理,并且给他们讲义和团、辛亥革命和历史上一些蒙古族英雄人物的故事。乌兰夫很愿意听贺先生讲课,喜欢听他讲故事,这些故事对乌兰夫很有影响和启发。三位塾师中贺先生留给乌兰夫的印象最深刻。他曾回忆说:“现在回想起来,贺先生是属于进步知识分子,他给了我许多宝贵的教导。时至今日,我还能记起他那和蔼可亲的容貌。说得确切些,贺先生真正称得上是我的启蒙教师。”
     童年乌兰夫要强、听话,很讨人喜欢,长辈们都夸他是一个懂事的孩子。他很合群,又刚直,从不招人惹事,无论是蒙古族孩子还是汉族孩子,都愿意和他一块玩耍。塔布村蒙汉穿插居住已有很多代,孩子们是没有民族界限的。他们一块追打、嬉戏,其乐融融。不过有的孩子恼了打起架来,也会骂“小鞑子”,甚至偶尔会有几个孩子一起哄骂。每逢这种情况,乌兰夫总是带着不愉快的神情悄悄离去,并默默地思量:大家一起好好玩该多好,干嘛要打架,干嘛还要骂“小鞑子”?他自尊心很强,不愿意看到这种场面。孩子们之间不记仇,打了骂了就过去了,不一会又凑到一起,摔跤、打土仗、捉迷藏,依然如故。这里的气氛同大汉族主义统治者挑拨离间、制造纠纷、破坏民族团结的情况恰恰相反,谁要想把这些孩子分开,那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乌兰夫13岁以前,活动的范围就是塔布村及其周围,接触的主要是家人、塾师和一起读书、一块玩耍的孩子们。在这不大的天地、有限的接触中,他已初尝人间甘苦和社会的不平。这些在他的童心中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也投下了不愉快的阴影。“美好的”和“不愉快的”记忆深镌心田,不时地撞击着他的思绪。他高兴或不高兴的时候都在想:天下人谁也不要欺负谁,都像祖父、父亲、伯父、贺先生那样公正、讲理,该有多好!为什么有人要欺负别人?为什么我们家受了欺负爷爷找不到讲理的地方?为什么人们说“老鞑子打官司场场输”?为什么我们的小伙伴打架还骂“小鞑子”?像我们高高兴兴一块玩的时候那样,不分你我不是很好吗?诸如此类的一些想法,反映了乌兰夫童年的渴望和追求,也显现了他童年思想上的困惑。
     乌兰夫和云润一块读完私塾后,云润就跟伯父下地干活了。乌兰夫年纪小,还干不了什么,便去姥姥家住了一阵子。姥姥很疼爱他,舅舅们也很喜欢他。大舅章元,有些文化,懂点中医,经常给本村和临近村子的乡亲们看病。乌兰夫平时爱学好问,零打碎敲地跟他学了不少知识。二舅金元,在归绥城土默特旗总管衙门当录事,干抄抄写写的差使。他读书比较多,又在城里衙门做事,在乌兰夫姥姥家,也包括乌兰夫自己家,算是一位见多识广的人。他也的确比其他人知道得多,看得远一些,所以家里人和亲戚们都信服他。贺先生走后让乌兰夫和云润到小里素继续读书,就是他的主张,并说服乌兰夫一家的。乌兰夫和云润私塾读完后,又是他建议并劝说乌兰夫祖父和其他家人同意,于1919年秋送他们去归绥城报考土默特高等小学校。这所高等小学校坐落在归绥城南文庙街,所以俗称“南高”。它直属土默特旗总管衙门,是当时归绥地区蒙古族的“最高学府”。学校学制4年,主要课程有国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蒙古文等,师资条件比较好,教学也比较正规。归绥城和临近的一些蒙古族孩子很仰慕这所学校,想求学的都来这里投考。乌兰夫和云润不负二舅和家里人的一片苦心和厚望,都以比较高的考分被录取。
     乌兰夫进“南高”时13岁,正由蒙童进入少年期,是学习知识、接受教育的好时候。在这个时候,让乌兰夫到归绥读书,对他的提高和发展是十分有利的。由塔布村到归绥,从家中到校园,离开朝暮相伴的父母来到年龄不相上下的同学中间,环境和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接触面宽了,眼界扩大了,学习条件好了,同他原来在家中读私塾时的情况相比,就像小鸟飞进了山林,天高了,地也大了。他很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一进校就埋头学习。他对“南高”的各门功课都感到新鲜,老师讲课他听得很认真,早晚自习也抓得很紧,很少和同学一起遛街,除了在操场上练练身体以外,把时间都用在学习上。见他学习这么刻苦,有的同学开玩笑叫他“书呆子”。“书呆子”不呆,他知道少年时光珍贵,绝不让它白白流逝,无论什么干扰都动摇不了他抓紧学习的决心。他日复一日努力不懈地学习,终于换来了良好的成绩,尤其是数学,成绩更好。他偏爱数学这门课,教数学的王老师也很喜欢他,常出些难题让他演算。他也很愿意抠难题,有时抠得废寝忘食,曾因熄灯后还抠数学题受过老师的批评。乌兰夫在“南高”刻苦攻读4年,1923年10月以优异成绩毕业。正是这4年苦读,乌兰夫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文化知识的底子,为他以后的学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使他受益终生。
     乌兰夫进“南高”时,五四运动刚刚过去。他在“南高”读书期间,正值中国共产党初建,中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一个新的革命高潮正在酝酿之中,国内政治气氛十分活跃。归绥是一座富有革命传统的城市,蒙古民族是热爱祖国、珍重团结的民族,纵然反动统治者对他们实行大汉族主义压迫和盘剥,外来势力也肆意挑拨民族关系,但他们的团结爱国之心始终没有动摇过。他们总是把本民族的命运与整个中华民族紧紧联系在一起,与中华大家庭中其他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中国近代史上历次革命运动这里都热烈响应。五四运动以后,归绥地区群众的革命情绪一直很高涨。“南高”虽然是一所高等小学,但当时的学生年龄比较大,多数同学都是已接近成熟的青年。这里的毕业生不少都升学到北京蒙藏学校,他们经常传来北京的消息。在他们的影响下,这所学校的同学革命热情很高,颇有土默特旗“小北大”的味道。
     乌兰夫在同学中是年纪比较小的,但他个头大,身体壮,功课好,又很诚实,同学们很愿意和他交往。他虽然是一个埋头读书的学生,但也愿意与同学交往。进校没有多久,他就与赵诚、奎璧、多松年、佛鼎、高布泽博、康根成等结成了好朋友,后来又结交了在归绥中学读书的同乡李裕智、吉雅泰、孟纯等。他们经常抽空在一起交谈议论,交换想法,这使乌兰夫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明白了不少原来不明白的事理。他发现,困扰他的问题,同样也困扰着他的同学。他曾向二舅提问的“为什么蒙古族人就比汉人低一头”,他曾想过的为什么穷人受欺负,为什么社会这样的不公平等,他的这些同学也想过。他暗下决心学知识,长本事,长大以后救蒙古族人和受苦人,甚至认为蒙古族人受欺负是因为没有文化,因此立志要好好学数学,以后当数学教师,帮助蒙古族人提高文化,使他们以后不受欺负。这些事他的这些同学也想过,只是怎么救法想得不一样。从此他明白了,不甘于蒙古民族衰落,向往民族平等、民族兴旺的人不只是他一个,而是有很多,甚至有不少人正在积极寻求实现自己想法的途径和方法。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乌兰夫逐渐摆脱了童年环境造成的压抑情绪,开始变得活跃起来。入“南高”一年多之后,在思想活跃的进步同学的影响和感染下,他成了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
     乌兰夫第一次参加爱国学生运动,是1920年参加归绥学联组织的五四运动一周年纪念集会。这次还是同学动员他去的。到了纪念五四运动两周年时就不同了,他积极主动地参加。在游行过程中,归绥学联负责人李裕智给了他一本《新青年》,回校后他反复认真地读,受到很大启发,特别是对其中打倒军阀、反对“二十一条”的内容,看了以后心里觉得亮堂了不少。后来他又看了“二十一条”全文,更激起了他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愤慨,情不自禁地把刚看过的“二十一条”撕了个粉碎。同年9月,归绥学联组织学生游行,反对天津商人沈文炳用日资在归绥办电话局和建电厂。1923年5月,归绥学联又组织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的斗争,砸了抗拒学生清销日本货的“盛记”洋行。归绥学联组织的这两次声势浩大、震惊归绥城的反帝爱国斗争,得到了归绥各界的支持,显示了群众革命斗争的威力,取得了很大胜利。在这两次斗争中,乌兰夫都是积极分子。他受李裕智委托,在“南高”进行了串连和发动,在游行中他带头高呼反帝爱国口号。在捣毁电话局、发电厂工地和砸“盛记”洋行时,他都按照学联的部署,面对面地同依附日本资本家的商人、老板进行了义正辞严的斗争。
     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的吉雅泰,在20世纪60年代回忆他们这一段经历时说:“四十多年前,我们在归绥搞学生运动的时候,乌兰夫年纪小,但个头儿大,嗓门高,我们总是要么让他打着旗走在游行队伍前边,领着大伙往前走,要么就叫他在中间,带着大家呼口号,是很有影响,很有号召力的。”乌兰夫在“南高”的4年,是他长身体、长知识、长见识的4年。这段时间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在努力学习基础文化知识的同时,经受了群众革命斗争的初步锻炼。在斗争中他逐步觉醒,开始懂得了受压迫的不仅是蒙古族人,各民族的穷人都受压迫、受剥削,整个中华民族正在任人宰割。身为中华大地上的一个蒙古族青年,不能容忍帝国主义蹂躏自己的祖国,欺辱自己的民族!拯救国家和民族,只有大伙一块起来,就像对付依附日本资本家的沈文炳、“盛记”洋行那样,对付各民族的共同敌人———军阀和帝国主义。在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时候,刚刚步入青年的乌兰夫,同无数爱国青年一样,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在苦苦探求着救国救民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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