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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外交家、艺术家:黄镇传(上、下)

日期:2013-01-10 | 来源: | 【大 中 小】【打印】 【关闭】

     1973年,国际关系史上出现了一个奇观,中美两国互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这是在尼克松总统实现破冰之旅后,中美关系尚未实现正常化之前的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中美双方为建立一个便捷的联络渠道采取的一个特殊的措施。联络处的作用,被毛泽东主席比喻为“比大使馆还大使馆”。
     黄镇奉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之命,出任联络处主任,成为新中国第一任赴美使节。他在近5年的任期内,以其丰富的实践经验,高超的外交艺术,坦诚的处事作风,忠实地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外交路线和对美方针政策,广泛交往朝野各界人士,纵横捭阖,折冲樽俎,为促进中美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友谊,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从而也为推动实现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黄镇使美的大部分时间,正处于“文革”后期。“四人帮”疯狂地篡党夺权、祸国殃民活动也不可避免地波及到驻美联络处。黄镇以岁寒松柏的姿态,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克服了“左”的错误带来的各种困难。
     (一)出任联络处主任
     毛主席说:“联络处比大使馆还大使馆”
     1973年2月15日,尼克松连任总统后,基辛格第五次访华。周恩来总理同基辛格举行了六次会谈,着重讨论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基辛格表示,美方设想在尼克松第二任期的头两年削减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力量,中美双方互设联络处,不作为正式外交机构,但享受外交待遇,可以做正式外交机构可做的一切事情;后两年“准备走向类似日本的方式,实现中美关系完全正常化”,即美国同中国建交,但同台湾保持民间来往。随后,双方商定各自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以便两国建立直接联系。在谈到国际形势时,基辛格再次强调双方面对的共同威胁。因此,17日,毛泽东主席会见他时特别提出:中美两国“只要目标相同”,可以“搞一条横线”,即建立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一条线”战略,并团结这条线周围的“一大片”国家,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张。这是毛泽东主席第一次明确向美方提出“一条线”和“一大片”的联合反霸战略。针对美方以苏联威胁吓唬中国、利用军事援助控制中国的企图,毛主席明确指出,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苏联的政策是声东击西,警告美国不要上当。22日,中美发表基辛格访华公报。
     基辛格第五次访华后,关于建立驻美国联络处的问题,包括工作方针和主任人选的确定,随之进入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过问的日程。3月4日,周恩来总理批示同意外交部所拟关于驻美联络处主任人选,致美方的口信稿,并致信毛泽东:美现派高级外交官来任驻京联络处主任,我拟相应派黄镇大使去任驻华盛顿我联络处主任,以利推动工作开展。毛泽东阅批“照发”。此前美方已通知中方将派资深外交官布鲁斯担任驻华联络处主任。布曾担任美驻英、法等国大使,是出席关于越南问题巴黎会谈的美方代表团的团长。3月15日,尼克松正式宣布布鲁斯将出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此后不久,即3月30日,中方也宣布了正式任命黄镇为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大使衔),韩叙为副主任(大使衔)。美方对黄镇出使华盛顿感到满意,认为是中方对中美关系重视的一个信号。
     挑选黄镇出任驻美联络处主任,是周恩来点的将,毛泽东同意的。黄镇历次受命担当外交重任,均能不辱使命,已经蜚声中外,深得中央领导信赖;他在执行中美巴黎联络渠道任务中的杰出表现,亦获得美国领导人的赞赏。担此重任,黄镇确实是最适当的人选。
     4月9日,周恩来总理约外交部负责人商谈了驻美联络处的工作等问题。
     4月12日晚,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同接见黄镇和韩叙,同时被接见的还有廖承志和张香山。黄镇和韩叙即将赴任。廖承志和张香山将率中日友协代表团于4月16日赴日本访问,这是中日两国建交后应日本12个友好团体的邀请而派出的大型代表团,人数多达50多人。鉴于同美国、日本打交道,是当时中国外交上的两大重点,所以周总理特地请求毛主席接见他们。
     当他们走进毛主席的书房时,周总理已在那里,正同毛主席谈话。据张香山回忆说,这间书房很大,要比毛主席在中南海住所的客厅颐年堂大得多。毛主席在这间房子里会见过尼克松、田中角荣等外国领导人。屋里摆着几张沙发,形成一个弧形,后面就是放满古籍的大书架。毛主席坐在靠近中间的一张沙发上,见他们进来,就用手示意,让他们在空着的几张沙发上就坐。他们问过毛主席好后,就坐下来。
     毛主席看着大家,开门见山地问黄镇:“你从法国调到美国去当联络处主任,是升了官还是降了官呀?”黄镇笑着,没有回答。毛主席接着很风趣地说:“是升了官,联络处比大使馆还大使馆啊!联络处主任么,Chief,元首也是这个词呀!”毛主席这里所说“升了官”,是指黄镇的联络处主任定的是正部级。
     黄镇乘毛主席问他的时机,婉转地表示自己出国时间太长了,想回国内工作。
     毛主席听后,略微沉吟,微笑着说:“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才走,到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也去农村看看公社嘛。”
     毛主席谈到去美国的工作方针时,说:“在那里工作要像阿庆嫂,不卑不亢,不要搞轰轰烈烈,不要大登什么广告。”
     周总理补充说:“赫鲁晓夫登过广告,小蒋也登过呢!”
     毛主席对黄镇是很了解的。他谈到黄镇的经历时,说:“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你也算一个。先此,你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上过学。”说到这里,毛主席又问起黄镇改名字的问题:“原来叫黄士元,这个名字不错嘛,为什么改了呢?”看来毛主席对黄镇改名字的事感到很有意思。
     毛主席还谈到外交部的“文化大革命”,说:“91人大字报贴出后,造反派就说你们是‘耿、黄反党集团’。没事,我是赞成你们的。”事隔5年,毛泽东仍然记得由耿飚和黄镇在外交部领头写的批判极左思潮的那两张有名的“26人大字报”和“91人大字报”,现在又再次当面对黄镇表示给予肯定和支持。
     毛主席看黄镇等人很少说话,于是又说道:“怎么尽让我说,你们也该谈谈呀!”经毛主席一说,黄镇就汇报了法国大选后的政治情况。毛主席仔细地听着,还对法国外长舒曼的政治倾向评论了一句。
     那天晚上毛主席兴致很高,谈了去美和访日问题之后,又谈文学,涉及《昭明文选》、《唐诗三百首》以及李贺的诗,也背诵了李白等人的一些诗句,还谈地理,谈辩证法谈必然性与偶然性,个性与共性,以及“文革”中的学生倾向等等。最后,背诵了他写的词《念奴娇·鸟儿问答》来结束谈话。显然,毛主席念这首词是提醒黄、韩和廖、张,我国同美、日建立外交关系的总的战略意图何在。
     毛主席这次接见谈话后没过几天,即1973年4月15日,韩叙率领先遣组钱大镛、冀朝铸、吴坤、杨许强、范中汇等7人动身赴美筹建联络处。途经日本东京转乘美国飞机,不料因机械故障迫降夏威夷(即檀香山)。美方特派国务院官员索罗蒙、伦伯格和费利民专程前往照料,并一路陪同于4月17日抵达华盛顿。美国务院已事先安排中国驻美联络处暂时租住五月花旅馆。该旅馆不仅是华盛顿的一流旅馆,尤以“五月花”之名而著称。
     一个多月后,黄镇和夫人朱霖率联络处第二批工作人员抵达华盛顿。
     当初在调配驻美联络处工作人员时,组织上曾拿出一个配备名单,征求黄镇的意见。他的一贯作风是依靠组织安排使用干部,当看到配备的人员是一个老、中、青三结合的班子,所有的干部都有“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好”的评语,工勤人员也已配备齐全。他认为,组织上比自己更了解这些干部和工勤同志的情况,应该相信组织安排,所以未提任何意见。在此期间,也有同志推荐或本人找上门来要求到驻美联络处工作,尽管黄镇知道这些同志表现都很好,但他只能婉言拒绝。他反对利用个人关系,把一些干部拉到自己身边工作的做法。
     黄镇夫妇从3月29日离开巴黎回国,到预定5月29日抵达华盛顿履新,其间不到两个月的准备时间,十分紧张。他们到外交部总务司要求安排置装,总务司有关处长说:法国和美国是在地球的同一纬度线上,按规定不能再发置装费,不过你们在法国已经9年,许多衣服都穿得差不多了,大概需要重新添置一些,可以作为特殊情况向司里请示。黄镇立即说:“周总理出国置装经常是自己拿钱,不用公家的钱。我陪他访问亚非欧十四国时,驻阿联使馆同志发现总理的衬衣是补了又补的。使馆同志说,六亿人口的中国总理怎么穿这样破的衬衣,没有布票我们给他买几件。结果周总理坚决不要。我们应该向周总理学习,你们千万不要向上级反映了。”回家后,两人一商量,拿出积蓄置装。
     业务方面,黄镇连续找了黄华、章文晋,还有美大司的一些同志。因为他们在国内参加了接待基辛格、尼克松的工作,情况很熟悉,给了黄镇许多帮助。
     毛主席接见时,嘱咐黄镇到外地,包括农村去看看。黄镇夫妇长期在国外工作,也的确感到特别需要了解国内的情况。于是,他们决定利用赴美前十来天的时间,重返他们曾经长期战斗和生活过的第二故乡——太行山革命根据地。离开那里已经25年了,想去看看那里的山山水水有什么变化,也想去看看曾经与他们同生死共患难的乡亲们。黄镇对朱霖说,现在可以回去看看了,邓小平同志又出来工作了,不然,见了太行的老乡们怎么说啊!黄镇先去湖南韶山参观了毛泽东主席旧居;接着到河南安阳同朱霖及两个解放后出生的孩子会合,到原太行区的河南省林县、河北省涉县赤岸、王堡等原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司令部和政治部驻地看望了当年的战斗英雄、老支书、老房东和乡亲们。所到之处,黄镇都说,刘师长、邓政委向乡亲们问好!在林县,当他看到用红旗渠水浇过的小麦长得绿油油时,十分高兴,说比起当年真是大变样了。到涉县,当他听到老乡们说仍在吃糠窝窝,看到老乡们排着队从一个水坑里打泥水饮用,难过地坐在地上不走了,说:“我们社会主义都搞了这么多年,老乡们还这么苦啊!”县委书记赶忙说,我们回去一定想办法打井解决老乡吃水问题。回京后他找河南省委书记,设法为涉县争取到一座小化肥厂,才稍感安心。
     回到北京,未及休息,他们就匆匆踏上了新的征程。
     尼克松说:“黄大使也是开辟新天地”
     1973年5月29日上午,黄镇一行抵达美国东部城市——世界金融、贸易和文化中心纽约。一踏上美国的土地,美方好几个警卫人员就跟了上来。他们都是美国财政部的特工,专门负责来访的外国元首和政要的警卫工作,个个态度友好,有的还会讲中国话。这是黄镇夫妇过去在别的国家从没有遇到过的礼遇。韩叙等特地从华盛顿赶来迎接。前来迎接的还有美国白宫官员理查德·索罗蒙和驻联合国代表团政治和安全顾问赛耶夫妇,以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等。黄镇一行在纽约机场稍事休息即转乘另一架飞机,飞行约40分钟,于同日上午11时半到达华盛顿,约有200人的欢迎人群已在机场等候。黄镇和夫人一走下飞机,美国白宫和国务院的官员斯考克罗夫特、恒安石、斯穆克等,还有友好国家驻美国的使节们,纷纷迎上前来与黄镇夫妇及其他随行人员一一握手、问候,表示热烈欢迎。这是美国和中国敌对、隔绝了20多年后,新中国的使节第一次踏上华盛顿的土地,欢迎的人们显得格外兴奋,场面热情友好。黄镇也很兴奋,笑容满面,突然他发现在机场的远处,还有一大群手拿中、美两国国旗的人们,正向着他摇旗挥手致意。他认出,那是华侨、华人欢迎的队伍,可能美方出于安全的考虑,没让他们靠近。他于是踮起脚跟,微笑着也挥手向他们致意,并抱拳表示感谢。直到黄镇一行乘车出了机场,才看到他们排着队伍兴高采烈地离去。
     美方礼宾官员陪同黄镇乘车一直送到华盛顿市内五月花旅馆。旅馆老板带领部分员工早在大门外列队迎候,并献花表示欢迎。在旅馆门前表示欢迎的还有一些侨领,他们是驾车从机场紧随而来的。中午,美礼宾司代司长斯穆克为黄镇到任举行了午宴。第二天,美国友好人士,原燕京大学教授夏仁德(伦道夫·赛勒)一家,自己出钱在《华盛顿邮报》刊登欢迎黄镇大使一行来华盛顿建立驻美联络处的广告。不少美国朋友送来鲜花,表达他们热诚地欢迎和友好的情意。还有位华人作诗云:“黄使坐镇华盛顿,中美关系两改进。多年不睦重修好,两国人民皆庆幸。”
     先期到达的副主任韩叙带领先遣组的同志们已经把联络处驻地办公必备事项安排好。黄镇一行的到来,标志着中国驻美国联络处正式建立,大家非常高兴。
     建立联络处,是中美两国在实现关系正常化之前的特殊安排,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它是“比大使馆还大使馆”的外交机构。事实也果真如此。
     黄镇抵达华盛顿的当天下午基辛格就在自己的办公室接待了他。基辛格曾在中美巴黎联络渠道四度会晤黄镇,现在已是老朋友见面,气氛自然是轻松愉快而且热情友好。黄镇乘此机会,就事先草拟的拜会名单和往访地点,主动征求“博士”(这是黄镇对基辛格的亲切的称呼)的意见。基辛格表示很欣赏黄镇大使这种“爽快的办事风格”。他本来说将在“48小时内给答复”,结果却在略事沉吟之后当场就告诉黄镇:可以会见任何愿见的人,可以访问除核武器试验场以外的任何地方。黄镇笑着回答:“核武器我也看不懂。”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当晚,美国助理国务卿帮办恒安石在国务院又专门为黄镇举行了外交礼仪的晚宴,为黄大使接风洗尘。
     第二天上午,尼克松总统就把黄镇请到白宫会见。白宫,这座带有圆柱门廊的穹顶建筑,是美国国家力量和权威的象征。尼克松特意在耸立着白色圆柱的北门迎接黄镇,然后陪同他来到二楼的黄色椭圆形会见厅。会见中,他们先交谈了一些公开的话题,以便让记者采访、拍照。然后,他们在一起单独交谈了25分钟。他们之间的如下一段对话颇为幽默风趣而又耐人寻味。
     尼克松就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在北京受到的欢迎和礼遇,向黄镇表示感谢。尼克松对黄镇说:“布鲁斯担任过的高级职务比美国历史上任何大使都要多。”
     黄镇表示赞同:“我们知道布鲁斯先生是著名外交家,比部长声望还高。我希望我的工作能与布鲁斯先生对等。”
     尼克松点头微笑:“希望黄镇大使在华盛顿好好安顿下来。”接着,他介绍起联络处暂住的五月花旅馆。他说,1620年9月,有102名英国清教徒自称“朝圣者”,乘“五月花”号帆船,离开英国,同年12月到达北美马萨诸塞湾普里茅斯港,在新英格兰一带成为移民的先驱者,并订立一个约法《五月花号公约》。这是英国第一艘载运清教徒移民驶往北美洲殖民地的船只。以后,“五月花”就象征着美国的开始。五月花旅馆就取名于此船。尼克松为美国先民的开拓精神自豪,他颇带感情色彩地说:“黄大使也是开辟新天地。”
     “愿五月花为中美两国人民开放。”黄镇回应。
     尼克松告诉黄镇,如有要事商谈,可随时找基辛格博士或他本人,并开玩笑说:“如果出了差错,我们就把基辛格博士撤职。”
     第二天,美国各大报纷纷发表消息,《华盛顿邮报》说:黄镇是中国大使中少有的中央委员,他到达后不到24小时,已经坐在椭圆形办公室内的金色装潢的扶手椅上了。他同尼克松总统的会见,安排得这样迅速是不寻常的。同美国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大使,有时还得等上一两个月……
     几天后,黄镇收到了5月30日上午与尼克松会见时的合影照片。尼克松在照片上亲笔题写着:“送给黄镇大使,致以热情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在此后的一个月内,在黄镇的日程上,排满了与美国高层领导人的会见和酬酢:6月14日,在国务院拜会罗杰斯国务卿,罗杰斯设午宴招待。7日和8日,先后到国会拜会参议院多数党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和少数党共和党领袖斯科特。14日,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在国会举行午宴招待,共和党领袖斯科特也出席。15日,拜会副总统阿格纽。7月6日,应尼克松总统邀请,偕夫人朱霖乘总统专机到加利福尼亚州圣克利门蒂西部白宫做客,基辛格出席作陪。另外,在此期间,尼克松、基辛格约见黄镇通报情况达6次之多。
     1973年9月19日基辛格在白宫会见黄镇后,黄镇提出邀请他出席为他举行的晚宴。这时,基辛格的头衔又多了一个美国国务卿,可谓声震朝野、风光无限。基辛格说,他有个“规定”,就是任何大使馆的晚宴他都不去,因为此例不可开,否则“就得跑遍(驻华盛顿的)150多个使馆”。黄镇当即答道:“我们可不是大使馆,而是联络处。”基辛格顺势风趣地说,“对,驻华盛顿联络处的邀请,我都接受。”这样,基辛格出席了10月18日黄镇假五月花旅馆为他举行的晚宴,同时光临的还有众议院议长艾伯特、参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众院共和党领袖福特和夫人、副国务卿拉什、总统安全副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将军、著名记者埃尔索普、赖斯顿、蔡尔兹和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的夫人等,共约30余人,真是一次高朋满座的盛会。从此,基辛格就成了中国联络处的常客。
     黄镇赴任,在美所受礼遇之高,在美国外交史上是罕见的,各国驻华盛顿的大使都无法比拟。至于对当时在华盛顿坐冷板凳的台湾当局的“大使”沈剑虹来说,则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据说,沈就是想求见一位助理国务卿,都要付出九牛二虎之力。而中国联络处不仅两位主任,就是参赞、秘书等官员,与白宫、国务院各级官员之间的联系、来往,都是相当频繁而友好的。
     回顾这段历史,既可看到美国外交的一些特点,又可看出黄镇作为新中国外交使节的魅力。
     (二)重大而复杂的外交使命
     忠实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决策
     上世纪70年代,苏联挟军力膨胀之势,鼓吹“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积极与美开展高层对话,对中国软硬两手兼施,极大地威胁了中国的安全。深陷越战泥沼的美国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挑战,一方面开启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大门,另一方面对苏采取“联系战略”,多次举行首脑互访和军控谈判,达成了以核军备控制为核心的一系列协议。
     毛泽东主席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出于维护中国安全利益的考虑,先后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战略思想。一个是1973年2月17日会见基辛格时提出的“一条线”和“一大片”战略。另一个是1974年2月22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的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
     面对这样的国际格局,黄镇出使美国的中心任务就是坚决、正确地贯彻毛主席制定的外交方针和政策,促进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这无疑是一个重大、复杂而又艰巨的外交使命。
     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第一次到北京时,在祝酒辞中就说得很清楚:“过去一个时期我们曾是敌人,今天我们有重大的分歧。使我们走到一起的,是我们有超过这分歧的共同利益。在我们讨论我们分歧的时候,我们哪一方都不会在我们的原则上妥协。但是,虽然我们不能弥合我们之间的鸿沟,我们却能够设法搭一座桥,以便我们能够越过它进行会谈。”他尽管说,“我们没有理由要成为敌人。”但他并没有说,可以成为朋友。综观中美关系的发展轨迹,确如尼克松所言。
     尼克松在同周总理会谈时,更清楚地说明了他的全球战略考虑。他表示,目前促使美中关系接近的原因,主要是两国国家安全利益是一致的,在制定美国对外政策时,他不得不考虑苏联在近4年来核力量发展速度惊人,美不能落后于苏联,否则美对欧洲、太平洋地区的盾牌就是毫无价值的。
     长于纵横捭阖、穿梭往来的基辛格是那时国际舞台上的一颗耀眼明星。他在回忆录中很得意地叙说这段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往事时, 明明白白地说出:“三角外交要求灵活机动。我们不必用多大力气,而是像日本的柔道一样,利用对手的重量顺势把他推到我们希望的方向去。搞得好,我们就可以有大量的选择余地,而他们彼此之间的回旋余地则比较少。”他将这种做法称之为“三角战略”。
     美方用这一策略同苏联打交道取得了一些成效,苏联降低了对美苏首脑会谈和控制核武器谈判的要价,但并未遏制住苏联势力扩张的势头。
     同时,美方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中方通报苏联对中国的威胁情况,透露苏联首脑曾赤裸裸地表示要打击中国的核力量,表示愿意“维护”中国的“独立和生存能力”,在军事上对中国提供帮助。毛主席和周总理看穿了美方的实际意图是借苏联恐吓中国,迫使中方在原则问题特别是台湾问题上让步。周总理回应说:“任何国家决不能靠外力维护其独立和生存,否则只能成为殖民地。”毛主席则针对基辛格美国无求于中国的说法,反驳说:“如果双方都无所求,你们为什么来中国,我们又为什么接待你们和总统。”“你们就是踏着我们的肩膀跑莫斯科。”毛主席还说,军事方面现在不谈,等打起仗来再说。毛主席、周总理在国力还很弱小,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定地顶住了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压力和利诱,维护了中国的独立自主地位。
     出于战略和策略的考虑,尼克松和基辛格非常重视保持中美联络渠道的畅通。在联络处建立前,先有巴黎渠道,接着又有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的纽约渠道。这两个渠道都是按照基辛格的提议建立的。联络处刚一建立,尼克松和基辛格就指派美方的副主任詹金斯传话,“基辛格博士认为,鉴于双方联络处主任的级别之高,在建立了联络处之后,一切实质性的联络应通过联络处,而不是通过纽约。”
     黄镇驻节华盛顿期间,一直负责联络渠道工作。那时,尼克松和福特两位总统为推行与苏“缓和”政策,从1972年到1975年,连续4年,每年都同苏联首脑勃列日涅夫举行高峰会谈。基辛格同苏联外交部长、驻美大使接触就更多了。尼克松、基辛格都向中方承诺过要通报他们同苏方打交道的情况。
     这类通报内容多数是美苏最为关心的核武器控制问题,同时又涉及广泛的其他重大国际局势问题,有的甚至涉及中国的利益,当然影响重大,绝大部分又要通过联络处渠道传递。这一时期,中、美两国的接触同样很频繁,许多事情也要通过联络处渠道。看一下简单的统计数字,就可对当时这一渠道的繁忙略有感受。在1973年5月底至7月初的短短一个半月内,基辛格约见黄镇5次;1974年4月至11月,约见7次;1975年2月至10月,约见7次。这就是说,除了基辛格和黄镇不在华盛顿的时间,基辛格每月都要约见黄镇一二次。
     身处美国这样的敏感地区,又是同谙熟国际事务的尼克松和基辛格打交道,直接接触中、美、苏三角关系的核心问题,黄镇深知自己肩负责任的分量。为做到根据具体情况,正确观察形势,及时向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报告事态动向,并在频繁的外交折冲之中,既讲原则、又讲策略,准确无误地向美方转达毛主席、周总理的方针、政策,黄镇真是竭尽心力。在数十年的实践中,黄镇对毛主席的战略、策略思想深有领悟。他对毛主席、周总理、对党,又是一片赤诚,对毛主席、周总理的谈话、指示,总是原原本本记在本上、刻在心里,并下功夫加以掌握。他在对外工作中历来既积极又严谨。每次美方向他通报情况后,他都立即认真细致地做好向国内报告工作,一直要看到报告确实无误才放心,几乎每次都是过了半夜才去睡觉。说到联络渠道工作的艰辛,必须多提一句,黄镇那时已是65岁的人了。
     尼克松和基辛格是公认的美国外交高手,他们采取的一些外交行动富有戏剧性,被传为佳话。1973年6月18至25日,尼克松同来美访问的勃列日涅夫会谈后,7月6日,即以他们夫妇的名义邀黄镇夫妇到其家乡的官邸——加利福尼亚州圣克利门蒂的西部白宫做客。总统专机接送,在空中美方安全官开玩笑:“黄镇大使,你可以拿起话筒给三军下命令,像尼克松总统一样。”经过洛杉矶时,住了一夜。第二天,转乘直升飞机到达西部白宫草坪时,基辛格已在那里等候。尼克松亲自开着打高尔夫球时乘用的小车,邀请黄镇同乘,直驶他的宅院,他的夫人帕特丽夏·尼克松在住宅门口迎接。进到屋内,尼克松、基辛格开始向黄镇通报同勃列日涅夫会谈的情况。黄镇神态平静、认真仔细地倾听。为消除中方的疑虑,尼克松保证,美国和苏联领导人会晤和所做的事情不会以任何方式削弱美国同中国的关系。尼克松夫人则像对待好友一样,陪朱霖参观他们的房子、院子,介绍他们的家庭情况。中午,在尼克松住宅旁的玻璃结构简易房屋(即西部白宫)内,基辛格带着儿子设宴款待黄镇夫妇和随行人员,气氛亲切友好。返回路过洛杉矶时,基辛格又为黄镇举行晚宴,并邀请一些社会名流作陪。黄镇则顺便拜会了洛杉矶市长。美方也没有忘记对黄镇的这次特别旅行在公众面前做着力渲染。专门为一个外国使节这样做,这在美国是一种绝无仅有的礼遇,也很有戏剧性。然而,黄镇夫妇在西部白宫走廊的墙上,到处都看到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会谈和签署文件时的大幅照片,尼克松和基辛格都为此引以为豪。十天前,勃列日涅夫也来到这里,并住了一夜,再次同尼克松谈起中国的“核威胁”问题。在西部白宫相继发生的这两件事情,同样寓有深意。
     黄镇同美方交往时,既肯定双方的共同利益与一致之处,又毫不含糊地针对美国的一些一厢情愿的思想提出批评。特别是在涉及第三世界的问题上,黄镇旗帜鲜明地阐述了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原则立场。1973年11月间,他在同美国官员谈及第四次中东战争时,严正批驳了美政府偏袒以色列,同时针对美方宣扬以色列兵精器锐的论调,向美方指出:“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武器和人民的关系是辩证的,如果认为武器可以决定一切的话,华盛顿领导的独立战争就不会胜利。”说得美方不得不承认“阿人民打得很英勇,雪了上次战争的耻辱”。在柬埔寨问题上,黄镇根据中国的一贯立场,向美方表示,中国不能代表柬同美谈判,美国必须同西哈努克和他所领导的民族团结政府谈判,各方都应尊重柬埔寨的主权。黄镇的所言所行,鲜明地体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制定的外交政策同苏联的外交政策有根本区别。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披露,“中国人总是想到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小国,苏联领导人则不然,除了北越和有一次简单地提起北朝鲜以外,他们几乎从来没有谈到哪一个小国。我还颇感兴趣地发现,苏联领导人根本没有提古巴问题,他们对北朝鲜问题的态度是很温和的。”
     谨慎应对 一波三折
     由于“水门事件”,尼克松总统被迫下台。更由于尼克松、基辛格的三角战略,注定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一波三折。
     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核心问题是台湾问题。
     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时,重申了他处理台湾问题的五项原则:(一)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今后不再说台湾地位未定;(二)不支持任何台湾独立运动;(三)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劝阻日本进入台湾,也不鼓励日本支持台湾独立运动;(四)支持任何关于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办法;(五)寻求中美关系正常化,决定在4年内逐步从台湾撤走军事人员和设施。
     1973年2月,基辛格第五次访华,提出中美关系完全正常化分两阶段实现的日程设想。
     1974年,尼克松政府由于国内经济恶化和“水门”事件困扰,地位开始削弱,政局动荡不稳。尼克松急于在外交上做些表面文章,转移视线,渡过难关。因此,尼克松努力谋求同苏联“缓和”,在中美关系上仅满足于互设联络处、增加贸易和人员往来的现状,保持改善的势头,实际上有意推迟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时间。对此,中国相应采取了一些冷淡措施,对美方进行了适当的斗争;同时坚决贯彻毛泽东主席关于利用美苏矛盾、实行“一条线”的战略,阻止美从《上海公报》规定的原则倒退。中美关系冷淡,美国十分紧张,一面极力掩饰,一面加强联系,命令美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返华,同时催促黄镇返美,并要求同赴美参加第六届特别联大的邓小平副总理对话。中方决定邓小平不去华盛顿,只在纽约会见。后来基辛格在纽约见到邓小平时果然推说,美国正在研究如何实现“一个中国”的设想,但尚未想出办法来。邓小平立场鲜明地郑重表示,中国希望这个问题能较快解决,但也不着急。
     1974年4月,邓小平副总理到美国出席第六届特别联大,黄镇随行返回华盛顿。4月6日黄镇回到联络处,立即展开了一系列的外事活动:22日前往国务院会见基辛格;25日出席副国务卿拉什举行的酒会;30日与参议员曼斯菲尔德午餐;5月2日举行晚宴为美国州长代表团访华饯行;8日会见国务院洛德;20日洛德再次来见;24日会见美中贸易全国理事会主席贝纳姆和理事长菲利普斯;6月3日出席美中贸易全国理事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联合举行的招待会;20日设宴为参议员杰克逊及其一行访华饯行;24日应约会见基辛格;7月8日迎来中国武术团到华盛顿访问。黄镇利用与美方这样频繁的接触,就中美关系和国际问题不断地交换意见,阐述中方立场。黄镇耐心地向他们说明,中国对发展中美之间的经贸、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持积极态度,但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原则立场决不动摇。
     1974年8月9日,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副总统福特接任总统。福特宣誓就职总统的当天下午5时,就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约见黄镇,在座的有国务卿基辛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斯考克罗夫特。显然,他是想借此作出一个姿态,表明他重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8月12日,福特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公开表示:“我保证继续信守上海公报的原则,建立在这些原则基础上的新关系已经表明是符合双方的重要而客观的利益的,而且已经成为世界局势中一个持久的特征。”但是,尽管他表示要继续执行尼克松的对华政策,并打算在自己的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却并未下定决心,采取实质性的步骤,来消除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根本障碍——台湾问题。其主要原因是美方对改善中美关系的紧迫性减弱了。因为:一、自1973年1月,越美签订《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议》后,美国“脱身”越南的目的已达到,无求助中国的必要了。二、自1972年美苏签订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后,美苏进入了一个缓和期,福特政府外交的重点是谋求美苏继续缓和,而不是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加之福特威信不高,政治地位软弱,不能抵御国内强大亲台势力的冲击,且“水门事件”风波未平,惧怕政治上出现危机,无力采取坚定步骤。事实上,福特这次在国会的讲话中还有如下一段潜台词:他说,美方在履行《上海公报》所确定的承诺的同时,将“继续支持”它在“亚洲的盟邦和朋友”,并保证其 “安全、独立与经济发展”。大概没有人会怀疑,福特所说的 “亚洲盟邦和朋友”是指台湾。
     1974年11月25日,基辛格第七次访华。邓小平副总理与基辛格举行会谈,黄镇参加。在谈到台湾问题时,基辛格就把美方的意图说白了,他提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处境与其他国家不同,一是美国同台湾订有《共同防御条约》,二是美国国内存在着一股亲台势力。因此,一、美国愿意按“日本方式”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但要在台湾设“联络处”;二、美国将在1977年撤完驻台全部美军,但还没有找到妥善解决《共同防御条约》问题的方案,希望中国声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以便美国考虑放弃美台《防御条约》。基辛格这番话表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确有后退的表现。对此,邓小平副总理当即明确指出:从本质上说这不是“日本方式”,而是“一中一台”方式,在建交问题上无非是一个“倒联络处”的方案,中国不能接受;至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根据上海联合公报的原则必须加以废除;在美国同台湾断交、废约、撤军后,台湾问题应由中国人民自己去解决,那是中国的内政,用什么方式解决也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福特政府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虽有倒退趋势,但为缓和国内矛盾和为1976年竞选总统捞取资本,仍想借助中国压苏让步,以打开美苏战略武器谈判的僵局,实现美苏“缓和”。事实上,随着大选的临近,美国国内围绕其内外政策正在展开一场大辩论。在黄镇的主持下,驻美联络处适时地向国内报回了《对目前美国内外政策大辩论的几点看法》的调研报告。报告认为:苏联军事扩张的威胁不断增长,福特政府对苏绥靖政策接连碰壁,伴之以美总统竞选活动紧锣密鼓地开展,使一场以对苏“缓和”政策为中心的外交政策大辩论成为美国大选年中一个突出的问题。近几年来,苏联在“缓和”的幌子下,加紧扩张军备,其军事力量迅速增长,并在许多方面赶上或超过了美国。这引起了对苏“强硬派”的日益不满,他们的猛烈攻势使福特、基辛格陷入被动、招架的局面。福特、基辛格的外交政策遭到“强硬派”攻击的同时,在许多方面,又受到国内孤立势力的牵制。
     毛泽东主席很欣赏黄镇的报告。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福特、基辛格试图否认苏联进攻的重点在欧洲,渲染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他们目前的对华政策是,以苏联的威胁吓唬中国,用一些先进技术和军事援助为诱饵,套住中国为其对苏战略服务。
     福特决定按原计划于1975年底访华,以捞取政治资本。但他担心无功而返,反而会失掉资本,故派基辛格第八次访华。1975年10月19日至23日,基辛格为福特年底访华做准备又来北京访问。黄镇为接待基辛格和福特访华,并参加会谈,提前于10月17日返回北京。
     邓小平副总理同基辛格进行了会谈,双方就国际形势和福特访华等问题交换了意见。10月21日,毛泽东主席会见了基辛格,并直截了当地批评他说:“你昨天说美国无求于中国,中国也无求于美国。我看,部分是对的,部分不对。小的是台湾,大的是世界。”基辛格忙说:“我们来北京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对手,也因为你们对世界问题的概念是我们打交道的国家中最清楚的,而且大部分的意见我们都同意。”毛主席说:“靠不住!”“你们就是踏着我们的肩膀跑莫斯科。现在这个肩膀没有用了。我们是第五(指美国在美、苏、西欧和日本等国的战略地位把中国排在最后一位)。”基辛格辩解说:“我们在莫斯科得不到任何东西。”毛泽东针锋相对地说:“在中国可以得到台湾。”
     福特总统于1975年12月1日抵达北京,进行了为期4天的访问。这次福特来访虽不打算解决任何实质问题,但在两国未建交的情况下美国总统第二次登门来访,仍是一个重大事件。12月2日,毛泽东主席在会见福特时,高屋建瓴,重点就形势与战略同福特交换了看法,进一步批评了美方的倒退。福特这次访华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双方在这次首脑会谈结束之后没有发表公报。很显然,福特试图通过这次会谈来支持自己的对苏政策的如意算盘落空了。由于福特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不肯接受中国提出的“断交、撤军、废约”三个原则,致使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搁浅,没有实现尼克松的诺言,在其第二任内解决,也没有按福特的保证在其任内实现。福特访华后,基辛格即公开表示,中美关系正常化没有定出时间表。实际上美国执行的是维持现状、拖以待变的政策。美国推迟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决定,使5年前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两位伟人——毛泽东和周恩来,没能看到他们努力的最终结果。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态度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在中美两国关系中表现出来。中国当然不会拿原则做交易,因此争执也就接连发生了。
     第一个争执是中国艺术团访美问题。
     在1973年9月美国费城交响乐团应中国对外友协邀请访华取得巨大成功之后,对外友协拟派中国艺术团于1974年11月访美4周,全团人数60人(后增至80人)左右,演出音乐、舞蹈及革命现代京剧选段等节目。经驻美联络处联系,美方表示欢迎中国艺术团访美,接待单位为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但访问时间希望推迟到第二年早些时候。于是双方商定:中国艺术团定于1975年4月访美。在商谈过程中未遇什么问题,包括访问日程和节目都大致商定了,前期准备工作似乎比较顺利。
     但是,1975年初麻烦出现了。先是1月31日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执行主任罗森来见驻美联络处文化参赞谢启美,商谈中国艺术团访美有关安排问题。其中罗森提到演出节目中京剧《红灯记》的一个选段的唱词,说美国教会和一些和平团体对“仇恨”一类字眼难以接受,因此“仇恨入心要发芽”的唱段是否可以换一段,或换一换标题。其实这还不算是一个原则问题。而事隔一个半月,到了3月13日下午,美国助理国务卿哈比卜约见韩叙,对节目单中的备用歌曲节目《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表示关切,声称“将这首歌曲包括进去,会引起无益的争端”,要求从节目单中取消。
     韩叙向黄镇报告后,黄镇要他立即把谢启美找来,共同研究对策。他们一致认为:美方的要求已超出一般文化交流中意识形态分歧的问题,而是直接涉及台湾这一原则问题和上海公报是否有效这一根本问题,故我应坚决据理力争。
     情况报到北京,外交部、文化部很快就来了答复。接国内指示后,黄镇委派韩叙、谢启美立即向美方进行交涉。3月19日、20日下午,韩、谢连续两次约见哈比卜,就美方要求取消《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一歌进行交涉。美方仍顽固坚持其无理立场,在20日下午的会谈中,哈比卜竟代表美方表示:如果中方拒绝接受美方的要求,美方将无限期推迟中国艺术团访美。
     针对美方发出的威胁,中方做出了坚决的回应。驻美联络处奉命答复美方:“美方现在竟然以中国艺术团的预备节目中有一首《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的歌曲为借口,威胁要无限期推迟中国艺术团访美,这是没有道理的,是中国不能同意的。”“美国政府在上海公报中同意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方面如果不是从上海公报后退,就没有理由反对中国艺术团把这样一首歌曲列为预备曲目。”
     这是中美签署上海公报以来双方首次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公开争执,美国显然错估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关切程度和原则立场的坚定性。3月27日,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向新闻界宣布:中国艺术团的访问将被无限期推迟。中方当然没有理由保持沉默,4月2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外交部发言人在就此事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向外界披露了有关背景情况以及交涉经过和事实真相,并且再次重申了中国的严正立场。
     中国的强烈反应似乎一时还未使福特清醒过来,因为就在中方向外界披露美方无限期推迟中国艺术团访美的事实真相后的第三天,当蒋介石在台湾病逝的消息传到美国之后,福特又做出了一个不明智的决定,即不顾中国政府的抗议和交涉让副总统尼尔森·洛克菲勒作为自己的代表前往台湾参加蒋介石的葬礼,而洛克菲勒过高的级别显然让人认为,美国政府过于看重它与台湾方面的关系。美国政府的这一举动,进一步对中美关系造成了损害。
     没隔几个月,美方又有一件事做得让中国感到非常不满。8月初,中国驻美联络处获悉,达赖喇嘛设在纽约的所谓“西藏办事处”计划于10月份安排他们组织的“西藏歌舞团”赴美作巡回演出,而美方显然准备为他们开绿灯。在向国内报告请示后,黄镇委派韩叙代表中国政府向美国国务院提出交涉,要求美方阻止“西藏歌舞团”访美,并取缔长期以来在美国从事各种分裂活动的所谓“西藏办事处”。事实上,后一项要求早在一年前中方就向美方提出了,但美方一直以“需要调查”为由搪塞中方。在从8月开始的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有关“西藏歌舞团”的交涉一直没有停止过,但美方也一直以同样的借口拒不采取行动,并强调美国的宪法和法律都不允许美国政府干预此类民间演出。当然这个借口明显地站不住脚。10月14日,中国政府以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讲话,向外界披露了中国驻美联络处交涉的经过,并指出:美方的言行表明它是支持西藏分裂分子的活动的,这是对中国内政的露骨干涉以及对《上海公报》原则的公然违背。但是,这也没有促使美国政府采取行动,两天后,“西藏歌舞团”就开始了它的所谓访美演出。
     与此同时,美国国内要求加速美中关系正常化步伐的呼声也在升高。
     1976年4月中旬,美国第三任驻华联络处主任盖茨来到中国,填补几个月前回国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布什留下的空缺。作为回应,几个月来一直留在北京的黄镇于4月29日返回华盛顿。因为黄镇大约有半年不在任,人们早就期待着他的返任。除了大量的与各界人士交往酬酢活动外,摆在黄镇首要日程上的是为几起国会议员团访华进行联系安排。第一起是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普赖斯率领的议员团。6月3日,黄镇专门为普赖斯一行访华饯行,韩叙出席作陪。9 月17日,他又到机场送走了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一行。11月5日,参议员柯蒂斯率领的议员团启程访华。几年来,黄镇积极配合国内对美国会议员开展工作,有效地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与友谊。随着对中国了解的加深,他们大都成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积极支持者。在美国大选年1976年下半年美国国内出现的对华政策大辩论中,8月11日,美国众议院议员沃尔夫和伯克提出访华报告,主张美中建交;第二天,8月12日,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斯科特向参议院作访华报告,也主张美中建交。
     1976年美国大选,卡特当选美第39任总统。1977年2月8日,卡特就任不久就在白宫会见黄镇。卡特表示:“中美两国的友谊很重要,希望继续这种友谊。”“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将以上海公报为指导,我们政策的目标是美中关系正常化。” 关于台湾问题,卡特表示:他了解中方的立场。台湾问题的解决是中国人的内政,但期待和平解决是美国长期的希望。黄镇指出:“上海公报构成了两国关系的基础。我们认为双方都严格遵守上海公报的各项原则,两国关系将会继续得到改善,违反公报的原则,将导致相反的结果。”黄镇继续表示:“卡特总统了解中方的立场。美方在上海公报上已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一贯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中美关系的关键是台湾问题。解决正常化问题有三条:断交、撤军、废约。解放台湾是我国内政,用武力,还是其他方式,别国无权干涉。”
     卡特上台之初,实际上仍把对苏关系摆在首要地位,而把对华关系放在次要地位。原因是卡特政府内部对华政策有意见分歧: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对苏强硬,注重联华抗苏;以国务卿万斯为首的一派,主张对苏缓和,重视军控谈判。万斯一派在卡特政府初期占了上风。但是随着美苏进行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陷于困境,万斯两度访苏无功而返,万斯一派逐渐处于下风。卡特迫于形势,逐渐改变对苏看法,采纳了对苏强硬派的意见,加紧与苏争夺。在对华关系上,1977年夏由对外政策设计班子写成的第24号总统政策研究备忘录,也主张按中方要求和前政府的承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即一方面同意中方提出的美国对台湾“断交、撤军、废约”三原则,同时要中方承诺不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但该文件未提实现正常化的时间。
     对此,黄镇密切跟踪观察。驻美联络处于1977年6月向国内报告的《美对华政策的一点新动向》作了审慎的乐观估计:一、美国国内要求对华关系正常化的呼声的增高,是同当前战略形势发展密切关联的。二、目前,美国国内赞成加速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呼声虽有所增高,但反对正常化的势力依然存在。三、从目前情况看,这场对华政策的辩论还将继续下去。客观上,它在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作舆论准备,会起推动作用。
     黄镇的估计完全正确,以后的事态发展得到了印证。
     卡特接受了布热津斯基提出的打开中美关系僵局、实现联华抗苏的建议,把原定11月万斯访华的计划提前到8月进行。
     1977年8月22日,万斯来到北京。他虽有意改善中美关系,但在接受中方的建交三条件上仍摇摆不定,未下决心。因而他提出的方案基本上仍然是一个“倒联络处”的方案。在会谈中,邓小平副总理明确向他表示:中方反对美方提出的“倒联络处”方案,如果要解决,干干脆脆就是三条:断交、撤军、废约;为了照顾现实,我们可以允许保持美台间非官方的民间往来;至于台湾同中国统一的问题,还是让中国人自己解决,我们中国人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奉劝美国朋友不必为此替我们担忧。1977年底,美国驻华联络处第四任主任伍德科克约见黄华外长,对万斯的方案作了些解释,黄华重申中方立场后表示,待美方有了新方案时再谈。此事遂又搁置。
     黄镇和夫人朱霖于1977年11月18日离任回国,他虽未能在任内看到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但在他离任一年后,即1979年元旦中美两国终于正式建交。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基础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而黄镇和联络处的工作则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从五月花旅馆到康涅狄格大街2300号
     难忘“五月花”
     黄镇和驻美联络处的同志一共在五月花旅馆工作和生活了7个多月。这是联络处展开全面工作的初创时期,新来乍到面临着人地生疏的诸多困难。但是,尼克松总统出访中国后,美国出现了“中国热”,黄镇和他的部属们带去的新中国风格又给了美国人面貌一新的感觉,因此,尽管有20多年的隔绝,相互缺乏了解,美国内部仍有强大的反华派系势力,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不断破坏捣乱,黄镇他们还是处处感受到了美国政府各部门的积极协助,各阶层人民的友好情谊,以及华侨、华人的血脉亲情。这段日子是愉快的,令人难忘的。
     联络处只占了旅馆5层楼的整个半边,为的是便于管理和安全保卫。起初联络处20多人,搬走前又陆续增加几人,连办公和住宿,虽然拥挤了些,只好如此。
     美方为中国联络处采取的安全保卫措施,可谓相当严密。配备了专用电梯,在5层通往联络处一边的楼梯口,派有安全官昼夜24小时轮班把守。在4层和6层的相应位置派有便衣特工日夜巡逻,特别是在黄镇和韩叙两位主任住房的楼上和楼下,他们用电线和现代化设备将上、中、下三套房间连接起来,防止坏人爬窗进来破坏。安全官员都是美财政部的特工,不同于美国务院派出的保卫大使馆的一般警卫人员。凡黄镇和韩叙外出,都有安全官跟随保卫。可以说,他们真是做到了寸步不离,尽心尽责。当然,他们对黄镇和联络处人员的一举一动,也都了如指掌。时间久了,他们也逐渐了解了这些中国人。有的说:“你们新中国的人真好,正派热情,待人平等。”有的说:“我们陪过很多外宾,没有像你们这样亲切友好地对待我们的。”当后来联络处搬离五月花旅馆的时候,这些安全保卫人员已经与中国人建立了友好的感情,竟是恋恋不舍。以后,有的特工在其他场合遇到联络处的人员,都有如见到老朋友一样。一秘杨许强回忆:1976年10月,他陪同我国男、女排球队访问夏威夷。在那里,他巧遇两位3年前曾为黄镇当过安全官的特工,相互好似故友久别重逢,格外亲切。在夏威夷短短的3天访问中,两位特工多次说:“你们那位黄主任是我们美国人民的朋友。”“我们希望将来继续为他服务。”简简单单的几句话,足以表达了他们的感情。据黄镇夫人朱霖回忆说:“的确如此,后来,我们都成了好朋友。有的随几任总统来中国访问,还特意来向我们致意,表示难忘当年的情谊。”
     联络处入驻五月花旅馆,自然引起了台湾当局的愤怒。它的代表沈剑虹策划了几个捣乱的计划,都因美方拒绝配合没有实现。最后,在5月13日由台湾方面控制的“中华会馆”出面组织了反华集会和游行。当闹事者在白宫集会后试图到五月花旅馆前示威时,美方出动了警察予以干涉,保证了联络处的正常工作秩序。
     五月花旅馆的老板威廉姆·哈勒特对新中国的外交机构和人员选住他的旅馆,特别感到荣幸。他的友好态度并非出于纯商业利益,而的确是表达了他对中国人民的真诚感情。当新到的中国外交人员住进他的旅馆时,他都吩咐服务员在每个人的房间里摆上鲜花和水果,以表示欢迎。他从安全考虑,挑选了最好的服务员到五层为中国联络处服务,并且从始至终固定不变。开始,不少服务人员总是以惊奇的眼光看着这些中国人,特别是黑人服务员更是只顾埋头干活,一言不发。很显然,中美两国关系隔绝了20多年,过去美国对华的敌视政策和反华宣传,对美国老百姓是有影响的。今天看到新中国的外交人员个个衣着得体、谈吐文雅、态度和蔼、脸上总是挂着微笑,反而觉得奇怪了。他们一时还不了解这些中国来的共产党外交官们究竟怎么样,所以显得有些拘谨疏远。相处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发现这些中国人和过去所传说的不一样,平易近人,谁也不把他们当下人看待,连像黄镇这样的“大官”也一点架子都没有,见面主动打招呼,有时还亲切地问长问短。他们的态度也变了,逐渐地都有说有笑了,有些人还问到中国工人的情况,也有黑人清洁女工向朱霖等女同志说说心里话,诉说她们的不幸处境和困难。
     刚开始,联络处人员的伙食由旅馆提供。一者西餐不适合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再者为了节省,联络处决定早餐自己做。司机老王同志主动承担起了做早餐的任务。每天他一大早起来,熬大米稀饭、煎鸡蛋、烤面包,还买了些果酱、咸菜,大家感到很满意。中午和晚上,则吃旅馆厨房做的饭菜。黄镇夫妇和韩叙特地到厨房去看望那些厨师,向他们表示感谢。客人进厨房问候厨师,在美国是几乎见不到的,更不要说还是这样尊贵的客人。他们非常高兴地说:“你们喜欢吃什么尽管提出来,很愿意为你们服务。”为了适应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旅馆老板煞费苦心,还特别“挖墙脚”请了一位华裔名厨到旅馆专门为中国联络处的人员做饭。他是一家与白宫相邻的外国饭店的大厨,据说,尼克松总统和家人也常去品尝他的手艺。谁知这位大厨做了几天以后就自请告退。原因是他的专长是法国菜,对于道地的中国菜有点生疏,而西式设备的旅馆厨房炒起中国菜来也不能得心应手。
     不仅旅馆老板想着联络处的吃饭问题,美国国务院也很关心,推荐了华盛顿的中餐馆“北宫饭店”为联络处负责做饭、送饭。该饭店是龙绳文先生(龙云之子)和萧诚容先生(云南土司之子)在50年代创办的。美国务院认为,他们一向热衷促进中美友谊,承办这件事,不致出错。萧太太刘前告诉联络处的人说,饭店的同事得信后都欢喜雀跃,争先恐后表示要参与这份有意思的工作,最后不得不决定分工,由萧诚容先生每天中午领两位同事把做好的饭菜送到五月花旅馆,晚上则由她负责“领队”。由此开始,联络处人员每天的午、晚餐,就由北宫饭店提供,直到联络处搬离“五月花”,无论刮风下雨,从不间断。他们很注意食物的安全,每次开车送来,总是一人往楼上送,一人看着车和饭菜。而且,经常变换花样,每当热乎乎、香喷喷的饭菜送到饭厅,大家无不胃口大开,称赞饭菜做得十分可口。
     萧刘前后来回忆,她还记得第一天晚上去送饭时的心情,有点兴奋,也有点胆怯。电梯上到5楼,走廊上站着几位表情严肃的美国特工,气氛森严。可是一进大厅,就不一样了。她看见黄镇正在与两位青年官员说话,态度十分和蔼,而两位青年也很亲热地称大使“老黄”。她觉得很新奇,原有的紧张感也立即消失了。联络处人员吃饭时,黄镇和夫人常向大家让菜:“青年人,应该多吃点。”饭后,黄镇请萧刘前等喝茶聊天。她和同事一直到9点多钟才恋恋不舍而去。
     的确是这样,以后,黄镇夫妇和龙绳文夫妇、萧诚容夫妇成了好朋友。有一晚,萧刘前又与黄镇聊起了绘画,她问:“黄大使有没有带长征时的漫画集子来?”黄镇听后爽朗地大笑起来:“你喜欢绘画?看在安徽老乡的份上,我一定替你画一幅画。过一阵有空你来替我磨墨铺纸。”后来,黄镇果然为她画了一幅画《咏梅》:苍绿的岩石上有粉红古梅树枝,右上方题的是毛泽东主席的咏梅词。而且,请人装裱成十分精致的画轴送给她。萧刘前珍爱地把它挂在客厅的墙上,每一位来客见了这幅画都赞叹不已。
     驻美联络处举行的第一次国庆招待会,是在五月花旅馆宴会大厅。10月1日那天,旅馆高高的房顶上竖起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街上的过往行人不断停下来惊喜地仰头观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4年后,五星红旗终于飘扬在华盛顿的上空,不仅联络处的全体同志感到无比高兴,所有参加招待会的华侨同胞都感到扬眉吐气,美国朋友们也纷纷表示热诚的祝贺。食品是五月花旅馆和北宫饭店提供的中、西餐。他们都尽了最大的努力,客人吃得高兴,主人感到满意。当然,联络处也准备了中国的香烟、酒、茶、干果待客。来宾有500多人,其中有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基辛格、副国务卿拉什、总统助理齐格勒、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助理国务卿理查森、助理国务卿帮办恒安石、众议院议长艾伯特、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及共和党领袖斯科特、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摩根、参众两院杰克逊、小肯尼迪等多位议员、美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威廉·道格拉斯、华盛顿市长、著名记者艾尔索普、赖斯顿、蔡尔兹、布鲁斯大使夫人等美国白宫、国务院、政府各部门、国会高层人士,以及各界代表和华侨、华人代表。大家欢聚一堂,有说有笑,盛赞中美友谊之花开始绽放。一位国会共和党领袖对黄镇说:你们才来了几个月,已经交了这么多朋友,可见尼克松、基辛格打开中国大门的政策是得人心的。一位华裔学者说,今天我们可扬眉吐气了,那些人再不敢骂我们了。联络处以黄镇、韩叙为首的所有外交官全力以赴招待来宾,工勤同志也都彬彬有礼。客人们临走时,对招待会赞不绝口。美国名记者安德森,当时联络处尚不认识他,所以没有给他发出邀请。他却自己主动跑到“五月花”来,从旅馆老板到服务员,从旅馆的经理、工作人员到附近的建筑工人,从安全官、特工到国务院的工作人员,都进行了采访,了解他们对中国人的反映,最后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华盛顿邮报》副刊《行列》(PARADE)上,用许多具体事例客观报道了新中国的外交人员的新风格、新面貌,说明他们的言行、作风深得美国人的好评。此文在美国各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以后,许多美国人找上门来或遇到联络处人员时,都说看到了安德森的报道,很感兴趣,因此主动来接触交谈,建立友谊。
     联络处很快在华盛顿有了名声,许多人邀请黄镇夫妇、韩叙去做客。一次,社会名流、律师兹洛特尼克夫妇为黄镇夫妇举行晚宴,同时邀请了很多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和外国驻美大使。席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恩斯站起来祝酒,谈到他访华的感受,说他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深信在适当的政治条件下,中国将建设成为一个十分强大的国家。然后,他又说:“我和夫人曾到联络处参加宴会。在回家的路上,司机告诉我们,他也受到了热情款待。我们听后很感动。中国人对上对下都一样友好。这在华盛顿别的大使馆从未看到。”
     因为是住在旅馆里,各方面条件限制,联络处工作人员很难开展娱乐活动。美国国务院就送来了电影片,并借给放映机,给大家放电影看。几乎每个星期六或星期天晚上,都可以看一次美国电影。其中有介绍美国政治经济情况的《今日美国》和美国地理学会拍摄的美国地理风光,既可以获得娱乐享受,对大家了解美国也很有帮助。有时也有故事片,如好莱坞由派拉蒙公司于1972年摄制的大片《教父》(第一部),当时正在美国热映,也借给联络处看了。该片辛辣地揭露和批判了资产阶级上层社会的黑暗与腐败和黑帮家族统治的残暴和倾轧,具有一定的社会批判意义,后来得了多项奥斯卡奖,又续拍了第二部、第三部。
     五月花旅馆的老板知道中国人爱打乒乓球,就主动买了乒乓球台和拍子,并腾出一个大房间来,亲自来安放好。当联络处有关领导当面向他致谢时,他说:“我知道你们中国人爱好这项运动,在我的旅馆里,应该让你们过得愉快,像在中国一样。”
     五月花旅馆虽好,毕竟不适合联络处久驻。黄镇、韩叙一直在物色合适的馆舍。但在华盛顿找一处合适的房子真不容易。国庆招待会后不久,经人介绍,终于找到一处比较理想的房产。
     当联络处即将搬离“五月花”的时候,老板威廉姆·哈勒特恋恋不舍,惜别之情溢于言表。他特地在黄镇大使夫妇住的那套房间的门上钉了一个铜牌子,说明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在此居住过,以作永久纪念。
     他还带领相关人员,专为联络处的全体人员举行了欢送晚会。当时黄镇正在国内述职,联络处以副主任韩叙为首应邀出席。晚会气氛十分热烈友好,相互依依惜别,各自述说自己的感受,表达了深厚的情意。在这次晚会上,旅馆送给联络处每人一顶牛仔草帽。韩叙为表示友好,把帽子戴在头上照相留念。却不料就这么一件小事,在当时受极左思潮盛行的影响,年终总结时,有几位同志居然对韩叙提出指责。他们说,美国西部牛仔的帽子,中国驻美联络处的副主任怎么可以随便戴呢?认为这是有损国格的事,非要韩叙检讨不可,还把这件事上告了外交部。韩叙当然不服,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有理也说不清。后来,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到了休斯敦,去参观骑牛竞技表演。表演结束后,主人也送给邓小平一顶牛仔帽,小平立即戴在头上,并应邀乘上马车在竞技场内绕场一周。当时,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奥克森伯格对我使馆二秘徐尚伟同志说:“邓小平很懂美国人的风土人情,尊重美国人的风俗习惯。”“He is a good sport”(意即:他是堂堂正正的好汉,讨人喜欢的人。)可以说,韩叙的这桩公案,多年以后,邓小平同志以令人称赞的举动,为他正了名。
     建处全靠自己干
     将要购买的馆舍在康涅狄格大街2300号。原是一对韩国夫妇经营的温莎公园旅馆,是一幢较新的现代建筑,地点好,有500多个房间,足以解决联络处的办公、住宿问题,来访的代表团也可有招待所住,符合长远发展用房需要。因房主夫妇患心脏病难以继续经营而急于出售,所以价钱也便宜。
     当时中央批准以900万美元作为解决联络处用房的掌握额度,并授权黄镇全权处理。他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叮嘱做具体工作的同志:一要注意精打细算,能省则省;二要有长远眼光,不能只看到眼前。他强调说:我们国家正在搞建设,多方面需要资金,特别是外汇。不能片面理解国家给多少就花多少,应该节约一分是一分。馆舍问题,是百年大计,解决不好,会给后人带来诸多不便,影响今后的工作,而且本身就会造成很大浪费。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以前也找到几处房子。黄镇和韩叙都逐一察看过,经过充分比较,集中众说纷纭的意见,最后确定了驻美联络处的购房方案,得到了外交部的批准。这样,以低价买下“温莎公园旅馆”大楼,只用了520万美元。另外为适应对外开展工作需要,买下了两处官邸。三处房产加上改造修理费,总共花去600多万美元,为国家节约了大量外汇。至今已过去30多年,驻美使馆一直在使用该楼(只是最近才决定另建新馆),证明当年黄镇的决策是正确的。
     购买温莎公园旅馆还遇到了一点麻烦。按华盛顿市的规矩,康涅狄格大街一带的房屋不能用于办公。黄镇、韩叙为此又请华盛顿市长为之说项。幸运的是,华盛顿市议会通过了市长的解释。
     把原是一座旅馆的建筑,改造、装修、布置成适应联络处对外开展工作的办公大楼,工程量相当大。黄镇认为馆舍应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华盛顿代表机构地位相称,不仅满足眼前工作的需要,而且要为长远考虑,该花的钱还是要花。同时,又要本着勤俭办事的精神,精打细算、尽力节省。联络处领导集体研究后又发动全处同志讨论,大家献计献策,最后决定不请外工,自己动手干。
     改造的主要工程是大厅、门厅、宴会厅和几个会客室。国内只派了5位工人老师傅。全馆同志利用周末和业余时间参加劳动,不管是打隔墙、提高大厅屋顶,还是清除土石垃圾、打磨水磨石地面等,都自己干。为了早日完工,白天黑夜都有人在劳动。男同志,特别是年轻力壮的同志,是主力军,干粗重活。韩叙已经50岁了,也算一个壮劳力,经常干重活。黄镇当时已年过65岁,也抽空穿布鞋,着布衣,跟工人师傅一起设计铁窗的花样,打砂纸,刷油漆,擦玻璃。同志们劝他不要跟大家一样参加劳动,但他总是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令同志们十分感动。以朱霖为首的女同志也不甘落后,承担起糊墙纸、油漆门窗、还有送茶送水等后勤辅助工作。
     改造、装修完工后,要擦500多间屋子的玻璃窗。联络处的同志分工负责,一起出动,一天就擦完了。附近的美国人仰头看到他们爬上爬下擦玻璃,都非常惊讶。要挂窗帘了。到外边定做既多花钱又很费时,朱霖带领女同志们又主动把这项任务揽了下来,从国内买来红丝绒和织锦缎,在当地又买了些尼龙白纱,她们动手缝制了全部窗帘。然后参照外国人比较讲究的做法,将三层窗帘——白纱的、红丝绒的和织锦缎的都挂了起来,既庄重好看,又开合自如。地面铺上国内定做好的地毯,摆上沙发、硬木家具,并将古代珍贵文物和现代艺术品、书画等陈设,悬挂摆放起来。大厅高大宽敞、明亮悦目,与周围几个小房间相连,可容纳八九百位来宾,既可平日接待来宾用,又可放映电影和举办大型招待会。大厅迎面墙壁正中挂上毛主席和中国56个民族同胞在一起的巨幅绒绣画。大厅以及小房间的墙沿和壁柜中错落有致地陈列着几十件中国的名贵书画、雕塑、玉器、陶瓷等古代文物和现代艺术珍品,其中的25件,是黄镇启程来美之前,专门向中央请示,经周总理特许,从故宫博物院借来的。它们当中有商朝的青铜器、汉朝的陶器、唐朝的三彩陶、明清的名窑瓷器以及任伯年、吴昌硕、徐悲鸿等大师的书画,堪称国宝。就是那些现代艺术品,如苏州的双面绣等,也都巧夺天工、引人入胜。
     黄镇亲自设计和指导了这些装潢布置的安排。看起来,充满着民族特色和艺术氛围,俨然是珍品荟萃的艺术殿堂。待到晚间,配合上柔和的灯光,真是漂亮。大家不禁欢呼起来。亲手劳动取得成果的喜悦,着实难以用语言形容。有的同志甚至将老工人师傅抱了起来,因为这其中包含着他们的辛劳和汗水。
     为了安全,一楼所有的门窗都要装铁护栏。为了与整个大楼协调,护栏需具有艺术性。这也没有请外工,而是由国内来的老工人李师傅设计了一种图案,黄镇又在这些图案上画了一些菊花、竹叶。李师傅说,他要完全用手工把这些花样一个个做出来,再焊到铁栏杆上,需要两个帮工。朱霖马上自告奋勇和另一个同志一起干。她们用砂纸打磨铁条、铁花,然后上底涂料,再刷三遍油漆,一道道工序做得既认真、又仔细。有时,黄镇也来帮忙,他对艺术品的制作很感兴趣。完工后整个大楼建筑外观看上去,十分漂亮、和谐。
     大楼的后院是一个大空场子,过去一直弃置不用。一眼看去,高低不平,杂草丛生,垃圾成堆。联络处领导研究决定,发动全处同志利用周末和平日下班后参加劳动,清除垃圾、杂草,平整土地,一多半辟为运动场和停车场,一小半辟为菜地。这项工程的劳动量也相当大,依然是领导带头,男女老少齐动手。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完工了。自此,有了室外散步、健身的场地,还安了一副篮球板,可以打篮球。停车难的问题也解决了。特别是在国外“领土”上有了一块自己的菜地,同志们可高兴了。在美国,蔬菜是很贵的,菜比肉贵。随员林福才自己提出愿意种菜。他是农民出身,种菜行家,由他负责,其他一些同志协助,就在大楼后院种起菜来。从国内买来菜籽,利用厨房做豆腐剩下的豆腐渣发酵后当肥料,不久就长出了大白菜、西红柿、茄子,还有青菜、辣椒、韭菜、香菜等,绿油油、红彤彤的,十分喜人。华人朋友来看到后,说他们院子里种的菜没有这么好,于是来取经。知道是用豆腐渣作肥料,拿一部分去试用,果然很有效。
     国内访美的一些代表团、组的同志,看到驻美联络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成果,都赞不绝口。一位领导同志参观后说:“你们把个旧旅馆改造成像北京人民大会堂式的大厅,真不容易啊!”华侨、华人来看后纷纷说:“你们的铁窗很艺术,在华盛顿是看不到的。”“你们自己能做这么大、这么好的窗帘,真不简单!”当问到这一切花了多少钱,被告知只用了10万美金,他们个个目瞪口呆,感慨地说,如果都雇人劳动,花30万美金也不一定能做得这么好,而且会拖很长时间。许多外国人听说了,也都来参观,并表示称赞。美国著名陶瓷艺术家比姆夫人听说后,还特意送来她家工厂烧的艺术瓷,好让中国联络处的客厅也摆上两件美国艺术品。参议员曼斯菲尔德夫妇和比姆夫人又将他们花园里的花和长青树派人送来,指定要栽在联络处大门口的花坛里,以示祝贺,并希望友谊之树常青。1974年,《华盛顿邮报》上还专门发表了一篇报道文章,介绍“中国外交人员参加劳动”的情况,盛赞“新中国外交官的良好风格”,并说“到中国联络处去还可看到弥足珍贵的艺术珍品”。一时间,成为华盛顿市民流传的美谈。有些美国中、小学的老师闻讯后,也要求带学生来参观。
     搬进自己的办公大楼后,联络处就自己开伙了。伙食费按当地物价开始定为每人每月40美元。以后因为物价上涨,伙食费调整到每月50美元。有很长一段时间,同志们自愿每人每月从伙食费中节省5美元,集中起来为四川和唐山地震灾民捐款。为给大家改善生活,朱霖想办法自己发豆芽。黄镇的伙食费标准和大家一样,每日三餐从大伙房打饭吃,毫不例外。厨师和同志们都要给他适当改善一下,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唯一的特殊之处是,在他晚间参加宴会后,给他留一碗稀饭、一碟咸菜当宵夜。
     (四)谊结朝野上下
     同以前出使的三国相比,黄镇在美国遇到的情况更为复杂,困难更多,但他这时已是具有丰富经验的外交家了,身负使命,从容应对,迎难而进。黄镇首先从与美国政府首脑建立友好关系入手,把它列为重点,同时广交各界朋友。他以自己的军人素质、外交风度和特有的魅力,活跃于华盛顿的外交舞台上,很快就赢得了众多朋友,从而迅速打开了工作局面,为成功完成使命创造了条件。
     黄镇在美近5年期间,先后结识了三届总统、副总统、总统助理、国务卿、国会两党领袖、许多参众议员和重要官员,并且一直保持密切的友好关系,甚至在他离任后仍保持友好往来。
     常为总统座上宾
     黄镇与尼克松的交往,不仅体现了国家关系,而且富有人情味。尼克松总统有远见,有魄力,敢为惊世骇俗之举,打破了中美关系之间的坚冰,赢得了美国两党和广大人民的支持,但因“水门事件”辞去总统职务后,夫妇俩又都患病,跌入了人生低谷。
     黄镇有句让他的下属都牢记不忘的名言,“交友不能机会主义”,凡愿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都要与之交往,而不管其在台上台下。
     尼克松当总统无限风光时,他积极同他往来。尼克松被迫下台失意中,他不避流言,于1975年8月底,和朱霖一行再次专程去西部看望尼克松夫妇。黄镇转达毛主席、周总理对这位老朋友的问候,表示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尼克松先生为打开中、美关系所做出的贡献,而不管他是在台上还是台下。尼克松夫妇对黄镇夫妇的来访非常高兴,以丰盛的午餐招待黄镇一行,还赠送了礼品。尼克松表示,不论他在职与否,毛主席、周总理以及黄大使都是他的“真朋友”,他将“尽其所能,在余生中为两个伟大国家的友好关系做出贡献”。
     同年12月底,尼克松的女儿朱丽·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丈夫戴维·艾森豪威尔访华抵京。当时黄镇夫妇陪同福特总统访华后暂留国内,专门到机场去迎接。毛泽东主席和邓小平副总理分别接见了朱丽·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夫妇,黄镇均作陪。然后,毛主席指定黄镇夫妇全程陪同他们到上海、杭州、桂林、广州访问,直到送别。尼克松和夫人接着于1976年2月21日至29日访华,黄镇夫妇又全程陪同尼克松夫妇访问了北京、桂林、阳朔、漓江、广州等地。尼克松这次访华,中国特派专机接送。当他与夫人于2月20日从洛杉矶登机后,对我特派专机来接他们夫妇表示非常感谢,并称赞专机改装布置、陈设好,很整洁。尼克松感动地说:“中国是个大国,考虑周到,讲究礼貌,专机说来就来。”尼克松夫人也表示:“我们很幸运。”抵京时,华国锋代总理等领导人到机场迎接。2月24日,毛主席带病会见了尼克松。会见后,尼克松表示:今天能同毛主席就当前重大国际问题进行长时间的交谈感到非常愉快,使他感到惊讶的是毛主席虽如此高龄,但思想却如此清晰、敏锐,对当前重大问题仍如此关切、注意。历史上伟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的精神和思想活力。毛主席就是一位充满思想活力的伟人。尼克松夫妇对所受到的如同在职时一样热情周到的接待,表示十分感谢,访问过程中自始至终情绪高涨,兴致勃勃。
     1977年10月21日,黄镇离任前与朱霖一行又专程去西部向尼克松辞别。尼克松对黄镇夫妇远程前来辞别非常感动。尼克松夫人此时已因病无法会客,表示遗憾。尼克松回忆起他1972、1976年两次访华的情景和毛主席、周总理与他的谈话。对毛主席在1976年派专机来接他去中国,他十分感谢。尼克松说,他正在写回忆录,预计年底完稿,第二年三四月出版。中国人会喜欢他这本书,但是勃列日涅夫就不一定喜欢。并说1972年中美两国建立了新关系,只要他活着一天,他就要为继续发展这个关系而努力。他希望,不要让对台湾的争议、对正常化的辩论妨碍中美关系的发展。尼克松说,在回忆录出版后要发表谈话,并且愿意作为旅游者再次访华。他还就国际问题发表了意见。黄镇表示,总统与毛主席、周总理谈得很多,对我们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观点是了解的。对尼克松提到的一些问题,他指出了苏联的战争威胁和西方绥靖主义的危险……黄镇强调说,中美关系不是外交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中美关系正常化如从长远观点、政治角度、战略角度看问题,就容易下决心。如果要把中国当作一张牌来玩,我们是不能同意的。对尼克松再次来华的愿望,黄镇表示了欢迎。
     以后,尼克松又多次访华,每次都要同黄镇夫妇会面。1991年,尼克松也已近耄耋高龄,最后一次访华,仍约见朱霖和韩叙。朱霖同韩叙在和平门烤鸭店宴请尼克松。尼克松惋惜地回忆道,他1989年10月访华,见到黄镇很健康,握手一如既往非常有力,怎么也想不到那么快就去世了。
     黄镇与福特和卡特两位美国总统的关系也是超乎寻常的。
     1974年8月9日,福特宣誓就任总统,当天下午5时,他就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约见黄镇。在座的有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兼国务卿基辛格和总统安全事务副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将军。1975年12月初福特总统访华,黄镇全程陪同。毛泽东主席与福特会见时,福特称赞黄镇是个“优秀的人”,说他的政府与黄镇保持的关系是“极好的”。1977年底黄镇离任前,偕夫人朱霖于10月22日专程到前总统福特的家乡加利福尼亚州棕榈泉向福特夫妇辞行。福特对黄镇远程前来辞行非常高兴,设茶点招待并向黄赠送礼品作留念。福特对他1972年、1975年两次访华受到中方热情、周到的款待表示衷心感谢,请黄镇向中国领导人转达他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交谈中,黄镇向他转达了中国领导人对他的问候,并介绍了中国的形势。福特表示,他对中国的发展感到高兴,相信中美关系将会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希望两国开展文化交流、贸易往来以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他并表示希望今后再次访华,愿继续为发展中美两国关系尽力。福特夫妇与黄镇夫妇相谈甚欢,福特一再表示,他对黄镇大使的合作与友谊非常感谢。黄镇在《长征画集》再版后,把它作为礼品赠送福特。福特写信致谢。
     卡特就任美国总统后,不到20天,就于1977年2月8日在白宫会见了黄镇,谈话历时约一个半小时。黄镇与卡特保持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卡特总统任内,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卸任后,卡特夫妇于1981年8月首度访华,黄镇和夫人朱霖作为友人,在国内参与了接待工作。1987年夏,卡特为美国“全球2000年基金会”商谈合作项目,再次访华。黄镇仍以一贯的热情友好的态度,参加接待工作。当卡特向他索取画卷时,他欣然从命,很快就画了一幅梅花并题写毛主席咏梅词赠送给卡特,卡特夫妇非常高兴。
     同基辛格、罗杰斯关系密切
     基辛格,是黄镇与之结识最早、交往最密、延续时间很长、个人友谊颇深的一位美国政界高官。早在1971年7月下旬,为商定基辛格第二次访华事,黄镇就在巴黎首度与基辛格秘密会面。以后基辛格第三次(1972年2月陪同尼克松总统)、第四次(同年6月)、第五次(1973年2月)访华,都是通过巴黎渠道由黄镇负责联系安排。黄镇出任驻美联络处主任后,他同基辛格的往来频繁到每月总有一两次。基辛格也经常成为黄镇在联络处宴请的座上宾。基辛格与其第二任夫人南希结婚后,黄镇夫妇于1974年8月5日还曾专为祝贺他们新婚在联络处举行晚宴,出席作陪的有纳尔逊·洛克菲勒先生(几天后,出任福特总统的副总统)和夫人、国务院助理国务卿英格索尔和西斯科、总统安全事务副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将军等,基辛格夫人的母亲和嫂子也应邀专程从纽约赶来出席。基辛格和南希都曾在洛克菲勒家族资助的“外交关系委员会”工作,一起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很久,他们由于政治上一致才结为夫妇。基辛格夫妇也请黄镇夫妇到他们家去做过客。
     黄镇使美期间,基辛格每次访华,他几乎都陪同或陪见。1977年1月卡特总统入主白宫后,任命布热津斯基为总统安全事务助理,万斯为国务卿,基辛格离任。基辛格离任前致函黄镇,对他能与黄镇共事表示感谢,重申建立中美关系是他任期内最重要的一项任务,相信两国关系将继续改善,希望继续同黄镇保持友谊。黄镇夫妇则于1月5日晚宴请基辛格夫妇,共叙两国关系与个人友谊。这时,基辛格无官一身轻,席间他谈吐较随便,情真意切。他回忆起九次访华,同毛主席五次长谈,说毛主席同他的谈话是对话式的,毛主席讲话虽很简短,不是长篇大论,但经过深思熟虑。他特别提到福特总统访华前那一次毛主席同他的谈话,说毛主席当时身体已很衰弱,讲话有些困难,但思想非常敏锐,讲的话意味深长。基辛格表示,他很同意中国领导人对世界形势的看法。回顾他同中国打交道的感想,他坦率地说,在秘密访华前,他曾以为中国人同俄国人一样,但经过第一次打交道,就发现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这在政治学上给他上了重要一课。基辛格又谈到上海公报的谈判过程,说本来在杭州双方已达成协议,后国务院的官僚们提出了40处吹毛求疵的修改意见,结果到了上海又继续谈判,这是他一生中最尴尬的时刻,然而周总理始终是很谅解的。基辛格在祝酒中再三对黄镇的这次宴请表示谢意并深为感动,认为这是“友谊的表现”。他颇动感情地说:“在中美两国关系中断25年后,我很荣幸作为第一个美国官员访华。……双方取得了谅解,要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这些事实扎根于现实,反映了我们人民和人类的利益,它不会被个别领导的个别决定所改变。我相信,我的接替者将会遵循同样的方向,现实也将迫使人们完成这一事业。现在,我暂离公职,从理智和感情出发,我要为共同制定的路线努力,我要在政府和公众面前维护这一点。”基辛格还谈到,他将来出版回忆录,将十分有利于中国。他希望将来有机会再次访华。
     基辛格国务卿特邀黄镇出席他的卸任招待会。他在向新任国务卿万斯介绍中美关系时谈到《上海公报》的起草过程,谈及一个中国问题。黄镇趁机插话:“是啊!在《上海公报》中,美国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你们也了解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的图谋。鉴于基辛格先生是老朋友,万斯先生也访问过中国,我不得不坦率地指出,《时代》杂志刊载的一篇卡特先生的文章中,把台湾称为中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列,这可是违背了《上海公报》的原则啊!”万斯当即作答说:“就对华关系而言,双边关系将继续遵循上海公报。我想我现在应说的就这一点。”这样,黄镇巧妙地借助基辛格的谈话,坚定地维护了中国的原则立场,又避免了与新政府领导人打官司,使其难堪。
     1977年10月17日,黄镇在韩叙陪同下往访基辛格辞行。基辛格对黄镇离任前特来辞行表示感谢。他说:“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当黄镇向他介绍了中国的当前形势后,他说他对中国的形势感到高兴,这不仅对于中国的稳定重要,而且对世界稳定也很重要,并希望中美两国努力合作。当基辛格谈起他对中国领导人的印象时,他又说,他还记得他秘密访华时就见过叶剑英副主席,他十分敬仰叶副主席。他很荣幸几次会见邓小平副总理,他请黄镇转达他对邓副总理的热烈问候和最良好的祝愿。他还表示,希望明年有机会携夫人和孩子再次访华。临别前,基辛格请黄镇和韩叙看挂在他办公室墙上的毛主席、周总理分别接见他的几幅彩色照片。他再三称赞毛主席和周总理是伟人。他回忆毛主席在有病的情况下仍坚持同福特总统会谈两小时,钦佩毛主席的坚强意志。
     11月8日,基辛格特设家宴为黄镇和夫人朱霖饯行,韩叙作陪。出席的还有参议员共和党领袖贝克、美国前驻华联络处主任布什和盖茨、伊朗和巴基斯坦驻美大使、美驻英大使阿姆斯特朗以及国务院前政策计划司长洛德等。席间,基辛格对黄镇说:“我不能请你吃美国菜。你在法国9年,今天我特地请了厨师专门做法国菜招待你。”据说,基辛格是第一次在家里举行这样的宴会,气氛友好。临别时,基辛格向黄镇表示,请中国政府相信他对中国的友谊。他并说,黄镇专程去西部向尼克松和福特辞别是非常慷慨的行动,赢得了人们的称赞。
     黄镇同基辛格交往虽深,但他是有原则的,不因私谊,损害公益。1976年8月,黄镇应约会见基辛格。谈到中美关系时,黄镇严肃地指出美国侵略台湾,欠了中国人民的账。基辛格脸红了,表情很不自然。1975年底,基辛格陪同福特总统访华,邓小平副总理曾提出美应向中国出售计算机的要求,美方应允要创造条件。之后,黄镇代表中方同基辛格谈起这个问题,基辛格用这样那样的托辞应对,摆出为难的样子,不做明确答复。黄镇见基辛格有意含糊了事,就直截了当地问道:“你到底卖不卖?”基辛格不回答。黄镇于是说:“你们不卖就拉倒。我们自力更生,一定有办法解决。”事实证明,黄镇说的是对的。中国人没有美国的计算机,照样用自己制造的计算机成功发射了人造卫星,还研制出“银河”高性能计算机等。
     尼克松总统的第一个国务卿罗杰斯因工作关系同基辛格有龃龉。黄镇一点也不冷落他,不仅自己去拜会,而且朱霖第一个拜访的政要夫人就是罗杰斯夫人。黄镇夫妇同罗杰斯相识在巴黎,成为朋友在美国。罗杰斯下台后,互相之间仍经常来往。黄镇夫妇回国后,罗杰斯夫妇还寄贺年卡来,附有儿孙满堂的照片。
     参、众两院议员朋友多
     黄镇与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议员的交往十分广泛而密切。美国是个实行三权鼎立的多党制国家。共和党和民主党二战后轮流执政,几乎平分秋色。黄镇在注重与美国政府打通工作关系的同时,也重视与朝野各派势力,特别是议会的两党代表人物的交往。
     那时候,中美关系之间的坚冰刚刚打破,积极支持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人是少数,多数人对新中国缺乏了解。美国会两院中也是这种情况。黄镇借着“中国热”的东风,积极同国会议员往来,促成他们访华,收到了良好效果。
     议会方面应邀到中国联络处做客较多的,是两党的一些元老和“鹰派”人物,如参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共和党领袖斯科特、参院外委会主席富布赖特、民主党参议员贾维茨和杰克逊等。即使在受到当时极左思潮干扰的情况下,黄镇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也结交民主党内颇具势力的“自由派”代表人物,如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和麦戈文等。而参、众两院的议长、两党领袖、资深议员以及两院的重要委员会特别是外交委员会的主席、重要成员等,黄镇、韩叙都与之保持联系。这些两党代表人物在美国国内政治上的主张也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对尼克松、基辛格打开中美关系无不表示赞扬,对黄镇大使的到来表示欢迎。为扩大交友,黄镇除有计划地邀请客人外,每次宴请都请主宾提出其亲密的同事、朋友的名单,请他们一起来。这段时间,联络处可谓冠盖云集。参议院两党领袖曼斯菲尔德、斯科特,还有外委会主席富布赖特三人从不出席别国的招待会,但对联络处的招待会,则一般是有请必来。
     1972年,黄镇还在巴黎期间,就安排过两起重要的美国国会访华团,即参院两党领袖参议员曼斯菲尔德与斯科特以及众议院两党领袖民主党博格斯和共和党福特分别联袂访华。在联络处的促进下,1973年6月,以马格纳逊参议员和摩根众议员为正副团长的美国议会代表团首次访华。1974年,先后安排了杰克逊参议员及其一行、以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为团长的美国国会代表团、参议员曼斯菲尔德一行访华。在黄镇任期内,共有七批议员访华,其中有一个是女议员代表团。这些议员访问团尽管情况各不相同,但都对增进中美双方的友谊和了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们访华前,黄镇总是在联络处设宴饯行,向他们介绍中国情况和大致接待安排;他们返回后,黄镇都再次宴请,听取他们的访华观感和意见。通过交往,他们都成为黄镇夫妇的朋友。资深参议员富布赖特,多年担任参议院外委会主席,颇有影响。在即将离开国会的告别宴会上,他对黄镇说:“你今晚来参加外委会为我举行的告别宴会,我感到很荣幸。自访华归来后,我们经常谈论中国的情况和你们正在做的伟大的工作。我常自称是参院的长者,而中国是文明的长者。”参议员汉弗莱为富布赖特祝酒时说:“不久前,我和富布赖特荣幸地访问了伟大的中国。当时富布赖特真是兴高采烈,精神焕发,极其热情的。”众议院议长卡尔·艾伯特1975年访华后回到华盛顿,在国会举行大型宴会,邀请黄镇夫妇和联络处多位外交官出席,很多著名的议员夫妇都参加了,气氛十分热烈友好。祝酒时,艾伯特讲了许多对中国友好的话。
     在同国会议员的来往中,黄镇也深交了一些朋友。如曼斯菲尔德,他多年担任参议院多数派民主党领袖,为人正直善良,在共和、民主两党内威信都较高。他早年到过青岛,后多次访华,介绍两党许多议员与黄镇结识为友。曼斯菲尔德夫妇除邀请黄镇夫妇到他们家做客外,也经常邀请黄镇夫妇和韩叙到国会的办公室共进午餐。他主动将国会新出版的《国会人名录》封面刻上黄镇两个金字,然后赠给黄镇。他还到处讲话,主张尽快与中国关系正常化。他说尽管有些人反对,但将来事实会证明他是正确的。他后来出任美驻日大使,黄镇夫妇回国路过时,曾和我驻日大使符浩一起到美驻日使馆去拜访他。黄镇夫妇离任回国十多年间,同曼斯菲尔德夫妇还保持着友好联系,只要他们有共同的朋友往来,常常互相转致问候,并互赠些小礼品,以表达相互关切之情。参议员杰克逊那时提出了一个自由移民法案,对开展经贸往来影响很大。黄镇主动与他交往,成了关系十分密切的朋友。杰克逊经常带着妻儿到联络处来,在他同黄镇交谈时,朱霖等人就给他的妻儿放电影看,或带她去商务处参观中国货样品间,送给他的孩子英文小人书或玩具,母子都很高兴。
     高官朋满座
     黄镇与白宫和国务院高级官员的来往则更为频繁。在基辛格之后,黄镇与总统助理布热津斯基、国务卿万斯继续保持了密切的接触。黄镇与尼克松和福特总统任内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卡特总统任内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阿伦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中国事务的高级工作人员奥克森伯格等,国务院副国务卿西斯科、伊格尔伯格和助理国务卿恒安石、霍尔布鲁克、哈比卜以及官员洛德、布鲁克斯等,始终保持着经常的工作关系,并且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友谊。如奥克森伯格,他是白宫的中国问题专家,讲一口流利的北京话。他们夫妇对中国友好,与黄镇夫妇来往中能坦率地交换意见。他们曾经专门带着一儿一女到中国联络处来,一进门就说:我一定要让我的孩子看一看长征的老战士是什么样子,中国的长征是世界奇迹,幸存者不多,大家对他们都很敬佩。说着,就拿出照相机,给黄镇和孩子们照起像来。黄镇送他们一本《长征画集》,并题字留念,他们非常高兴。以后,他们每次到中国来,只要有机会,总是想见见黄镇。又如恒安石,他是老中国通,出生在中国山西汾阳,常与黄镇夫妇以“老乡”相称(朱霖是山西人)。中美建交后,他到中国当过几年大使。当他任期届满即将离任时,美国使馆为他举行欢送会,问他想要什么纪念品,他说:我什么也不要,只要求黄镇大使给我写一副对联,好拿回国做个纪念。美国使馆就要求黄镇为他写对联,黄镇欣然为他写了“山河异域,风雨同事”,并装裱起来送给了他。
     黄镇与美国首任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和第二任乔治·布什都有良好的关系。黄镇与布鲁斯相识于北京。1973年5月初布鲁斯抵达北京上任,当时黄镇正在外地未能到机场迎接。黄镇返京后,布鲁斯特别于5月23日在其副主任詹金斯、霍尔德里奇和政治官员普拉特陪同下拜会黄镇。布鲁斯祝黄镇赴华盛顿时一路顺风,并表示将到机场送行。黄镇感谢布鲁斯的友好表示,并对布鲁斯抵京时他未及从外地赶回迎接表示歉意。自此,无论布鲁斯回华盛顿或黄镇回北京,两人都彼此邀约会见,相互宴请畅叙。布鲁斯离任后,黄镇夫妇与布鲁斯夫妇作为老友仍不时相约聚会。1977年2月22日黄镇夫妇宴请布鲁斯夫妇时,布鲁斯的好友、专栏作家布雷登夫妇和布鲁斯在京时的秘书、时在国务院主管意大利事务的官员麦金莱出席作陪。席间,布鲁斯夫妇再三表示,他们十分怀念北京,经常回忆起在华工作的情景,特别感到荣幸的是,他们在华工作期间能有机会见到毛主席和周总理。布鲁斯称颂毛主席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几位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深信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和政治影响将是永恒的,这是世界历史上其他伟人所无法比拟的。布鲁斯夫人说,当获悉布被调离北京时,她非常难过,因为当时他们不愿意离京。
     1974年9月20日,黄镇与布什相识在华盛顿。布什在赴华上任前特来拜会黄镇,黄镇对布什赴任表示了很大的热情。布什夫妇离华盛顿时,黄镇夫妇前往机场送行。自此,他们便成了好朋友,经常有密切的来往和诚恳的交谈。布什离任回国当了中央情报局局长后,他们之间聚会的次数更多了。布什喜欢和黄镇谈些政治问题。有时谈到某个问题,他还特意问:“朱霖夫人,你以为如何?”有一次黄镇夫妇应邀到布什家做客,饭后交谈时,布什对夫人说:“巴巴拉,你到别的房间去玩一会儿,朱霖夫人留下来,因为她是外交官。”他对中国的女外交官还是很尊重的。1977年初,布什从中情局离任,在他返回休斯敦老家前,黄镇夫妇特借新年之际于1月13日宴请布什夫妇及其两个孩子。席间,布什夫妇一再表露怀念中国的心情。布什说,毛主席接见福特总统时对他讲的话,他仍记忆犹新。他指的是:1975年12月2日毛主席在会见福特时,得悉布什要离任,说:“我们舍不得他。”以后,布什夫妇曾几次访华。1979年是布什夫人一个人来华访问的,朱霖陪同她参加了在恭王府举办的招待会,还邀请她和美国驻华使馆代办夫人到家里做客。朱霖亲手为她们做了几样中国点心,热情款待她们。她们很高兴,都说:在北京,到中国高级官员家中做客,这是头一回。事后,布什专门给黄镇写信致谢,特别对黄镇夫妇这种破例的接待表示感谢。1989年2月,布什作为美国总统访华时,还特意安排与黄镇夫妇会见。2005年11月,布什作为前总统来京出席第二届中美关系研讨会。在中方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布什还深情地回忆起往事,说他记得当年离京返美后在华盛顿宴请黄镇大使夫妇,亲口告诉黄镇他要竞选总统。布什的这个打算在那时只会对信得过的亲密朋友讲的。他又说对黄镇已不在世很难过,要中方官员替他给朱霖夫人“a big hug”(按美国风俗,是亲切问候之意)。不仅布什夫妇同黄镇夫妇保持着友谊,而且布什的孩子也继承了这种友谊。他们的小儿子访华时,特意看望朱霖并合影留念,亲笔题写“我们的中国妈妈”赠朱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黄镇与友好的第二、第三世界国家的驻华盛顿使节,如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瑞士、卢森堡和罗马尼亚、巴基斯坦、泰国、缅甸、伊朗、斯里兰卡、毛里塔尼亚、摩洛哥、阿根廷等国的驻美大使,彼此交往也很密切。他们经常在一起聚首,相互就感兴趣的问题交换意见。尼克松总统因“水门事件”不得不下台的看法,就是黄镇同巴基斯坦大使多次交谈后得出的。中国1977年4月7日与约旦建交,也是在黄镇出使美国期间,由他与该国驻华盛顿大使商谈而促成的。原阿根廷驻美大使奥菲拉是驻美使节中的活跃人物,经常举行社交活动。他邀请黄镇参加并主动介绍拉美国家一些使节与之相识,其中包括还未同中国建交的国家的使节,如当时担任驻美使团长的尼加拉瓜大使。奥菲拉后来出任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他又邀请黄镇参观美洲国家组织在华盛顿的总部。
     由于黄镇的广泛交往,也带动了联络处全体外交官的交友活动,朋友越来越多。1973年举办第一次国庆招待会出席来宾500多人,其后几次国庆招待会客人更增至上千人(华侨、华人还要另设专场招待)。每场招待会,偌大的宴会厅内,都是宾客摩肩接踵,觥筹交错,客人们频频祝词,气氛十分热烈。这既显示出中国影响日增,中美关系在改善,也展示了黄镇、韩叙以及整个联络处交友的广阔。
     (五)诚为交友之道
     1988年7月,原驻美联络处办公室主任杨许强在出使拉美国家乌拉圭前,去看望黄镇。黄镇语重心长地提醒他,要广交朋友,重点放在官方、当权派,但左中右,甚至三教九流都要交些朋友。同时也要做好民间外交,建立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增进互相之间的了解和信任。这是黄镇半生从事外交工作,执行周总理指示的心得体会。
     黄镇使美期间,与美国的企业界、新闻界、科技界、智囊机关、半官方和民间团体等,都有广泛的接触。对华侨、华人更是关怀有加,交了许多很好的朋友。
     美籍华人学者、著名物理学教授任之恭先生对黄镇夫妇的评价很中肯:“总结地说,黄镇大使及夫人朱霖,为人亲切真诚,做到被人人‘爱’的地步。”此言的确不虚。
     三教九流皆能成朋友
     黄镇身材魁伟、气宇轩昂,喜着中山装,朴素大方,虽然年事已高,仍具军人气概,又集将军、外交家、艺术家于一身,对敬重英雄的美国人有自然的魅力。但更重要的,黄镇待人接物的一贯作风是交友以诚,真心相待,不分厚薄。他在与美国上层人士和各派代表人物交往中,特别注意摆平关系,从不表露倾向或反对某人,避免介入其内部纠葛,授人以柄,因而赢得了普遍的信任和敬重。在与美国民间人士交往中,不论其地位高低、身份贵贱,他总是一视同仁,坦诚相见,平等对待。因此,三教九流皆能成为黄镇的朋友,并且许多人与黄镇感情甚笃、持久不渝。
     原美驻法大使沃森,为自己在巴黎结识黄镇这样一个参加过长征的将军大使自豪。斯科特是美国阿波罗15号飞船的指令长,第七个登上了月球,那时是轰动整个美国的英雄人物。沃森找到他,要了一张登上月球的照片,让他签上名,然后赠送给黄镇。他的家族是美国有名的大财团之一。他回国后出任世界著名的美国商用机器公司(IBM)董事长。黄镇突然出任驻美联络处主任,离开巴黎回国不久,沃森利用这个机会带着妻儿访华,同黄镇夫妇在北京相见,同游颐和园,在石舫欢宴,在昆明湖泛舟。黄镇到华盛顿后,为与老友重聚,沃森在心脏病刚有好转时,就带着夫人,亲自开飞机,从缅因州家乡飞到华盛顿来看望黄镇夫妇。沃森说,他要请黄镇夫妇去纽约,同时把有名的财团首脑都请去,让他们同黄镇夫妇结识,以便发展中美两国经济关系。沃森还说,中国可以派留学生到他们家的农场学习农业,到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学习电子技术。可惜的是,这次见面后不久,沃森因心脏病复发不幸去世。黄镇夫妇十分悲痛。但沃森的夫人和孩子们仍然是黄镇夫妇的好朋友。
     1972年,华盛顿著名的麦迪逊旅馆老板科恩到巴黎时通过沃森同黄镇夫妇相识。黄镇夫妇到美国后,同他成了老朋友。他的旅馆是白宫招待各国政府代表团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物的住所,中国许多重要的代表团访美也住在他那里。他是犹太人,精明能干,交游很广,美国朝野的很多政要都同他关系很好,他给黄镇介绍了许多朋友。他很会做生意,对中国很友好,如果有什么疑难事问到他,总会得到他的帮助。他和黄镇交往,不光是生意上的需要,他说:他热爱中国,黄大使把他当朋友。他几次访问中国,带回了不少中国工艺品装饰他的旅馆。他每年到冰岛去钓鱼,回来后总是给中国联络处送上烧好或熏好的冰岛大萨门鱼,请中国朋友尝尝鲜。黄镇也不会忘记让厨师做一些科恩爱吃的八宝饭送给他。他在海滨有一处漂亮的别墅,特请黄镇夫妇和联络处人员去做客,乘船游玩,并品尝美国风味的螃蟹。黄镇夫妇离任时,他举办了好几十桌的大型宴会,邀请了布什夫妇、许多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和社会名流作陪,热闹非凡,表示欢送。
     黄镇夫妇回国后,他们与科恩建立的友谊一直延续了下来。科恩与中国联络处、大使馆一直保持友好往来。当时常给黄镇当翻译的徐尚伟后来告诉黄镇夫妇说:“你们走后,科恩将他家的钥匙交给我,让我带联络处的同志去游泳。我调回国时,他也请了几桌朋友送别。有一次,我由国内去联合国开会,他派飞机接我到华盛顿去观察美国大选并会见老朋友。使馆有人问我:你们交朋友怎么交得这么深?我说:黄大使告诉我,交朋友不能机会主义,要诚恳待人,要注意烧冷灶,我就是这样去做的。” 科恩还把自己的朋友介绍给徐尚伟,其中一个朋友是民主中心主席艾伦·温斯坦。艾伦·温斯坦又介绍徐尚伟同自己的朋友莫里斯烟草公司的高级副总裁里妮汉女士成为朋友。里妮汉女士在乔治敦俱乐部设宴招待李道豫大使夫妇和徐尚伟。因莫里斯公司总部在卡罗莱纳州,选区也在该州的、以反华闻名的参议员赫尔姆斯不得不出席作陪。无论从对美国政治的理解,还是对交友在外交中的作用,这实在都是一件非常有趣,值得深思的事。平常,赫尔姆斯开口闭口“共产党中国”、“红色中国”,攻击个不停,连他的工作人员都禁止同中国大使馆的人员往来,而此时为了保选票,自违禁令。
     黄镇担任国际友谊促进会名誉理事长后曾邀请科恩访华,科恩又成为友促会的朋友,多次来华。每次都要同黄镇夫妇相见畅谈。他特地访问了内蒙古、山西等贫穷地区,去世前不久还在筹划办药厂、假肢厂等,想为中国的残疾人做点儿事情。
     黄镇与马里奥特旅馆的大企业家老马里奥特的相识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是万豪集团的创始人,他的旅馆遍及美国和世界各地,还开办了快餐企业,供应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航空用餐,很有一套经营经验。他对中国很友好,黄镇邀请他参加联络处的招待会,几次来往之后,他很快就成为黄镇、韩叙的朋友。他盛情邀请黄镇夫妇和韩叙到他的农场去过星期天。他的农场离华盛顿不远,位于一处丘陵地带,沿路风景美丽。他们夫妇出面热情接待。吃饭时拿出农场生产的蔬菜、火腿、香肠等,既丰富、又新鲜。老马里奥特告诉中国客人说,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有些国家的元首也来过他的农庄。主人虽然年老多病,仍亲自开着吉普车陪同客人参观。车爬上丘陵高地,他指着视线所到之处说:这些土地都属于他的农场所有,正在放牧的成群牛羊,也是他的。农场内的房子、设备都较简单。主人信奉摩门教,既不吸烟,也不喝酒。他介绍说:过去我们不是什么有钱人(他是靠50美元摆啤酒摊发家的),既要办事业,就要勤俭;现在企业都交给儿子们经营了,他们可以继续发展。他拿出一张名片,当场在上面签了字,告诉韩叙说:“你拿着它到美国和世界各地的马里奥特旅馆去住和吃,他们不会要你的钱。”他还说:“做航空食品也是一门学问,很多国家要我帮助,如果中国需要,我也会帮助的。”他很想访问中国,但因病未能成行。后来,特地派他的儿子一家来中国访问,一到北京,他的儿子就去看望黄镇夫妇,表达老马里奥特的心意,希望和中国发展经济关系。黄镇夫妇在北海公园热情接待了他们。
     麦格宁是黄镇结交的另一位好朋友。1975年6月中国出土文物展在旧金山展出,黄镇前去出席展览开幕式时同他相识的。麦格宁当时已70多岁,是旧金山市礼宾司长,人称“旧金山先生”,交游甚广,接待过各国访问旧金山的首脑。他又是美国西部的一位企业家,和女儿各开一个大百货商店。过去他对新中国了解很少,很希望多了解中国。他对中国出土文物展到旧金山展出非常热心,积极支持。当地博物馆请他赞助时,他慷慨地捐了不少钱,并参与了筹备和展出工作,同驻美联络处建立了友好联系。黄镇到旧金山后与他见了面。他对黄镇这位新中国代表的诚挚友好态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黄镇的谈话,使他增加了对新中国的认识,思想上开始有了变化。黄镇邀请他亲自到中国看看,他表示十分高兴。文物展开幕时,他筹办了盛大的招待会,介绍了很多知名人士,还有他的家人,与黄镇夫妇相识。当地华侨、华人举行宴会,他都应邀出席。不久以后,他的女儿、外孙先后访问中国。他在西海岸一直积极支持美中友好和两国关系正常化,同时也和黄镇结为好友,经常来往。每到华盛顿,他不忘拜访黄镇。逢联络处举办国庆招待会,他总远道前来出席。他女儿访华时,对中国商店出售的服装诚恳地提了好多意见,认为中国的服装面料好、手工好,就是式样不好,希望改进,否则无法打入美国市场。她表示很愿意进口中国的服装、百货。麦格宁爱喝绿茶,黄镇就经常送给他中国绿茶。后来,黄镇夫妇离任回国,还经常托人给他捎些中国茶去。他曾派他的小孙子来北京看望黄镇夫妇。这孩子说:他的哥哥得癌症死了,现在他长大了,爷爷要他来做自我介绍,因为黄大使特别喜欢他的哥哥。黄镇夫妇热情接待了他。朱霖60岁那年,黄镇从山东买了一根手工艺品的硬木铜丝百寿字手杖送给妻子;这时听说麦格宁80岁了,他向妻子要回了那根百寿杖,转赠麦格宁,让他的小孙子带回去。麦格宁收到后高兴极了,回信说:“你怎么知道我有收集世界手杖的爱好?而你送的百寿杖,不论做工和质量,都是世界第一。”
     1974年,黄镇到芝加哥时与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全美十大银行之一)董事长阿博特结识。这位有远见的银行家,在那时就看到了中国经济的潜力,表示愿意“努力参与”两国之间的贸易与了解,并明确表示要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就在黄镇访问那天,经他授意,该行的摩天大厦顶部特地悬挂起中国的五星红旗。该行后来果然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立经济联系的美国金融机构。阿博特到中国访问时,在钓鱼台设宴,黄镇不在北京,朱霖代表黄镇出席。阿博特说,当时他不主张到台湾设立分行,受到过反对,现在没有人反对了。
     黄镇与新泽西州“伟大的冒险动物乐园”经理的相识相交是又一个生动的事例。该园经理为表示对中国的友好,特邀请中国联络处全体人员前去参观。经过安排,联络处利用星期天分三批去的。第一批是黄镇夫妇等十来个人。这是一处新开辟的动物园,老虎、豹子、狮子、猴子等野生动物样样俱全。黄镇一行乘着汽车进入园中,沿着一条路线走,那些野生动物特别是猴子在汽车顶上跳来跳去,老虎和豹子、狮子也在不远处悠然自得地或卧或行,不时地仰头傲视游客。到了游乐场中心,看到五星红旗在高高飘扬。经理说,这是专为欢迎中国大使赶制出来的。这天园中人山人海。经理带领黄镇等走上观看高台跳水表演的看台,介绍他们与观众见面。当黄镇夫妇站起来表示感谢时,全场热烈鼓掌欢呼,不少人还挤上前来握手致意,使他们有些应接不暇。之后,经理邀黄镇等到他们的食堂共进午餐。席间,经理提出了一个设想,拟在园内开设中国礼品商店,每年旅游旺季还可请中国文艺团体来表演。他说,一天就有十多万观众,不少人是来自国外的游客。黄镇当即介绍商务处和文化处的同志与他联系,共同研究增进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办法。从此,这个动物园就与中国联络处建立了友好关系,这个经理也成了黄镇的朋友。他们还希望到中国来帮助建造游艺场所。
     黄镇随时随地都会以他的真诚令人钦敬而交上朋友。1975年10月,黄镇回国途中在飞机上认识了一位NALCO化学公司的顾问菲兹西蒙斯。这是一位退休海军上校。由于两人都是军人出身,谈得十分投机,随之成为好朋友。菲兹西蒙斯后来成为中国联络处的常客,一进门就用唯一会讲的一句中国话,自称是中国的“老朋友”。他经常给联络处送自己种的苹果和钓来的鱼。黄镇离任回国后,他也一直念念不忘黄镇对他的友情。1983年,他还参加了美国宇航协会组织的自费旅游团,专程来中国访问,借此机会探望老朋友黄镇。他半开玩笑地对接待人员说:“为了同黄大使见面重叙友谊,我花了4000美元来到中国。”他同中国驻美使馆也一直保持着友好往来,直至1990年“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他已年逾80还从弗吉尼亚州亲自开车两个多小时,赶来参加。他一进使馆,就对黄镇去世深表悲痛和遗憾。他还写信向黄镇夫人朱霖问候。
     黄镇夫妇在旧金山参观过一个花房,主人热情接待。黄镇赞扬他的劳动很有价值,主人特别高兴。不久,他让女儿到中国旅游。事后写信给黄镇说:“我年纪大了。原来我的女儿看不起花房劳动,不肯接替我的工作。这次访问中国后变了,认识到劳动光荣,肯接班了。你们真是帮了我的大忙。”同时,他通过飞机给联络处送来很多常青盆景。以后接连几年中国国庆节时,他都会送盆景来。
     应该特别提到的还有,黄镇对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海伦·斯诺的关心。她是埃德加·斯诺的第一位夫人,20世纪30年代,继斯诺之后,访问过延安,会见过毛主席、朱总司令等领导人,也认识黄镇,发表过《续西行漫记》、《中国共产党》、《中国工运》等著作,介绍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根据地的情况。中美关系隔绝后,中国方面与她也失去了联系。黄镇出使美国后,了解到她年老体弱,经济拮据,处境十分艰难,主动与她联系。黄镇多次与她相见,并安排她到中国访问。她对此十分感激。
     原美军观察组成员,驻华使馆二秘谢伟思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他在延安时,同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交往很多,对国共两党有比较客观的看法,曾向美国政府报告中国的希望在中国共产党,而不在国民党。他遭到反共分子迫害,被突然调回美国后曾入狱,又被排挤出国务院。黄镇使美后,他找到联络处。黄镇热情接待,安排他访华。
     黄镇善于针对各界人士的特点做友好工作,而且十分细致周到。美参院外委会主席珀西夫人喜爱中国画,并且自学中国水彩画。黄镇每次见到她,就同她切磋水彩画。后来,她将自己画的水彩画《荷花》赠送黄镇。
     黄镇也特别注意并善于做下层服务员如警察、安全官、司机等人的工作。每次搞对外活动,他都提醒联络处有关人员不仅要热情招待主客,而且不能冷落司机等随行人员,这才是诚心诚意地做友好工作。如果发现这些随行人员没吃饭,一定要派人送饭和饮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恩斯获悉自己的司机在联络处也受到盛情款待时,深受感动。次日,《华盛顿邮报》社交版就报道了这一“新闻”。
     联络处搬进办公大楼后,美国政府派来警察,日夜在门口轮流站岗。他们的工作是很辛苦的,黄镇经常嘱咐办公室的同志及时关心他们的冷暖和送饮料,尤其是在天气不好时,更是如此。如举行宴会和招待会,我们的同志总会送酒菜食品给他们,夏天经常送冷饮,冬天则送热茶点,大冷天甚至送一小杯白酒以御寒。这项工作黄镇和韩叙还会经常检查,生怕有疏漏。逢年过节,联络处还专请驻地警局的官员和警察吃一顿,黄镇等领导一定出面,以感谢他们对我联络处安全的保卫。这些安全官和警察,后来都和联络处建立了友谊。
     黄镇也很强调与周围居民搞好关系。于是,朱霖就带上翻译去拜会邻居,做睦邻友好工作。首先拜会的是官邸附近类似中国居民委员会主任的一位夫人。她很热情地接待了朱霖,并介绍了周围的环境。朱霖告诉她,中国有句古话:“远亲不如近邻。”希望今后得到他们的帮助。不久,她请黄镇夫妇和韩叙到她家做客,同时邀请了附近的一些居民。于是,彼此成了朋友。他们对中国人住在他们附近是很高兴的,表示愿意尽力给予帮助。联络处也利用国庆节、春节等重大节日招待他们,有时请他们来看中国电影。在这时,黄镇无论多忙都会抽出时间亲自出面。
     血浓于水的亲情
     对于在美国的炎黄子孙,黄镇作为祖国的代表和使者,更是以赤诚的热心、血浓于水的亲情,倍加关怀。他经常提醒大家:找上门来的,一定要热情、礼貌地接待;有困难的,尽力帮助;帮助过我们的,一定要报答,并永记不忘。我们一定要充分体现出新中国外交人员的风格,使他们更好的了解我们,和我们建立友好关系。除督促侨务部门的同志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外,他常常亲自出面与华侨、华人各界人士进行接触与联系。黄镇夫妇还经常到一些老华侨、华人家中做客,共叙家常,彼此建立了友好关系。杰出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杨振宁教授,美籍物理学家吴健雄教授,著名的美籍华裔学者陈省身、林家翘、任之恭、张捷迁、牛满江等,老一辈的教授李振翩等来联络处做客,黄镇夫妇总要和他们见面,听他们讲述在美国艰苦奋斗的历史。黄镇热情赞扬他们在科学上取得的卓越成就,和为促进美中友谊所作的贡献。华侨、华人中有些回国探亲访友或讲学做客,为祖国的新面貌感到鼓舞;也有些从一片赤诚之心出发,对在中国所见所闻中某些事提出批评或建议,有时甚至相当尖锐。黄镇虚怀倾听,鼓励他们畅所欲言,而且还指示侨务部门的同志记录下来,摘要转给国内有关部门。为向华侨、华人介绍祖国新面貌,与他们联络感情,联络处定期举行电影招待会。黄镇常常乘此机会和一些华侨、华人会见。他的诚恳真挚、谦和亲切的态度,坦率开朗、平易近人的作风,以及深入浅出的谈吐和精辟入理的分析,深得华侨、华人的赞佩,都愿与他交谈。这种电影招待会最初每两三个月一场,后来客人越来越多,而大厅的座位又有限,不得不分两次举行。即使这样,每场都还是座无虚席。各行各业的华侨、华人,不论是老一辈的,还是年轻一代的;不仅是华盛顿地区的,甚至远在西海岸旧金山、洛杉矶一带的,都喜欢到联络处做客。到联络处来的台胞也越来越多起来。
     对一些滞留美国的原国民党军人、官员,黄镇也热情地给予关心和帮助。如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之子冯洪志,曾携儿女到联络处见黄镇,说他因保持中国籍,在美国总有提心吊胆之感。黄镇就亲切地鼓励他。以后冯洪志再见到黄镇时说:“我的情绪稳定多了。”黄镇任驻法大使时就认识原国民党驻泰国大使李铁铮先生,并给予过帮助。李本来已在国内任政协委员,此时又来美寄居女儿处,内心有着种种想法。黄镇非常耐心地听取了他的诉说,并帮助他向国内转达了有关意见。以后,李先生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又如原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梅贻琦的夫人韩永华女士,因年老体衰,又不习惯美国社会上那种冷冰冰的金钱关系的生活方式,一意要回祖国定居。中国政府的华侨政策一贯是鼓励华侨、华人在当地遵守法律、安居乐业的,但黄镇鉴于韩老太太的特殊情况和心愿,亲自过问此事,安排她回国安居,她对此非常感激。
     凡与黄镇有过接触交往的华侨、华人,无不对他待人接物的真挚坦诚留下深刻印象。
     任之恭先生回忆道:“1975年9月27日,联络处欢迎周培源、曾呈奎为首的科学技术协会代表团。中国特别注重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得到大家的热烈支持。代表团成员大都是科技界的知名人士,但有几位在吃西餐时,却显出水土不服微象。恰巧翌日安排代表团在我家吃饭,黄大使对陶葆柽(我的老伴)笑嘻嘻地说:‘你怎么还不早点回家预备明天的家乡饭菜?你说为他们煮两锅稀饭,我说你该煮三锅。’事实上果真如此。客人中有一位同志不吃别的饭食,只吃稀饭,一连好几碗。果然三大锅稀饭都吃完了。我们为此觉得很高兴,更感到黄大使对我们的诚恳亲切。”任先生继续回忆道:“1977年,中国派遣许多访问代表团,络绎不绝。联络处几乎应接不暇,华裔们也只能招呼代表团的熟人。本年内最隆重的集会,还是国庆。因为联络处邀请的人愈来愈多,庆祝会也只得分成10月1日正日及前夕两批来宾。联络处主任们与各级人员都出马热情接待,又有好几位一级厨师做出丰富、美味的馔食。中外人士都争取参加国庆集会。”
     美籍华人、著名气象学教授张捷迁先生回忆道:“侨胞们久离祖国,想念家乡口味。有次,黄大使和夫人请侨胞吃家乡的豆腐脑、烧饼、油条等。席间谈到种菜,我提到自己的菜地不茂盛。大使根据经验,指出豆腐渣是种菜最好的肥料。联络处自种的青菜长得肥壮,就是豆腐渣的效果。于是当天送舍间豆腐渣一大桶。果然,不久青菜就茂盛起来。这些虽然是小事,但迄今难忘。表现出黄大使平易近人的一贯品格。”张先生接着又说到另一件事:“1977年,中美两国尚未正式建交,中国大陆居民无法进入美国境内。一日,我突然接到居住美国的一位老朋友(是位有名的工程师)的来信,说他身患癌症已到末期,叮嘱替他办理遗产等后事。当时,医生估计他的生命只有4个星期。他孤身无家室,只知他弟弟、侄儿等居住在国内。如此情况下,他认为唯有让家人马上来美得见最后一面,直接交代后事比较妥当。我当即请教黄大使和韩大使帮忙。不二日,他弟弟和侄儿得到北京外交部给办的护照,由我负责经济担保之责,又请美国驻北京联络处帮忙,不到两星期,也得到签证。这样,只用了两三个星期的时间,他弟弟带侄儿便到了美国,见到了离别30多年的病危的哥哥。如此突破种种困难,使兄弟得见最后一面,全赖黄、韩两位大使解难救急的精神。如今思及,仍令人念念不忘。”
     著名医学专家、华盛顿大学医学院教授郑宗锷先生,从中国驻美联络处一开始,就主动承担起协助联络处人员看病医疗。他回忆道:“黄大使到华盛顿不久,就光临我的工作单位——乔治·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参观。我院也是他第一次踏足的美国医院。后来又到舍下来玩,也是他第一次到私人家庭里友访之处。他态度爽直,随随便便,给我女儿留下很深的印象。所以,1975年他们兄妹二人组织了一个8人考察团,由黄大使向国内联系,作为美国中学学生代表团首次访华。”郑先生更动情地回忆起1989年回国度国庆40周年时,受到黄镇特别礼遇的经历,他说,“在京时,黄大使专门邀请其他4任驻美大使设午宴请我。当时他患三叉神经痛,本来当天上午叫秘书打电话给我,说因身体不好恐恕不能出席午宴,要到我住的饭店里来看我。但因那天上午我有事外出,无法接待他,所以他最后抱病出席午宴,主持一切,并坚持要我同他单独拍照留念,我真觉感动。他并送给我一本他的画册,上面亲笔签名。”
     年轻一代的美籍华人洛塔·李驰女士则回忆道:“1973年,在中美敌视20多年之后刚刚恢复关系之际,我被介绍认识了尊敬的黄镇。那时我们处境都很困难,谣传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务们正盯梢我们这几个敢于拜访所谓的‘中国共产主义分子’的分子。我是同先父李振翩博士同去的。据说,大使是位参加过长征,久经沙场的老战士。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当黄大使出来接待我们时,他给我的印象是:非常热情,随和慈祥,彬彬有礼,好像一位老爷爷。确实,当他后来见到我儿子马克斯韦尔时,他俩彼此非常亲爱,就似祖孙一样。”
     还有不少美国人和华侨、华人回忆起他们与黄镇交往的印象,不能一一列举了。仅以上述,就足够说明:这就是黄镇,待人以诚,交友重义。当然,我们从黄镇交友的活动中清楚地看到:毫无疑问,黄镇交朋友,绝不仅仅是为他个人交朋友,他是为国家交朋友,为人民交朋友,为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友谊而交朋友;反之,黄镇所广交、深交的众多美国各界朋友,也不仅仅视黄镇为朋友,他们通过黄镇加深了对新中国的了解,成为对华友好的积极推动者,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这就是黄镇作为外交家和友好使者所发挥的杰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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