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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1974年离京在南方休养的十个月——读《毛泽东年谱》札记之十(一)

日期:2013-01-10 | 来源: | 【大 中 小】【打印】 【关闭】

     (一)
    
     自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南方休养,到1975年4月13日回到北京,前后十个多月,他先后在武汉、长沙、南昌、杭州停留,他曾对金日成说,这回去了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几个地方。由于国内政局的干扰,休养和恢复健康的目的并未达到。从1974年5月起,他关注中国历史上的文学作品,从赋到词,在杭州他健康情况不佳,作为休闲他又要求读和听大量宋元词曲。他怀着特殊的感情,借助于作品,抒发心中那凄怆、悲凉而又充满豪情的伟人情怀。
     从1974年5月10日起,毛主席通过姚文元要我们标点注释印制的大字本,大都是文学作品,先是庾信的《枯树赋》、谢庄的《月赋》、谢惠连的《雪赋》、江淹的《别赋》与《恨赋》。1975年3月21日,下达要我们注释印制洪皓的《江梅引》及明人汤显祖的《邯郸记·度世》,上面指定节选其中的二小节。4月4日下达了标点印制大字本王安石的《桂枝香》,张孝祥的《六州歌头》,陈亮的《念奴娇》、辛弃疾的《贺新郎》、《摸鱼儿》、《水调歌头》、《永遇乐》、《水龙吟》、《汉宫秋》、《破阵子》,蒋捷的《梅花引》、《虞美人》、《贺新郎》,以下还有萨都剌的《念奴娇》(《百字令》)、《满江红》、《木兰花》,此外还有白居易、张元幹、陆游、吴潜、吴锡麒诸人的作品。这些任务,在《毛泽东年谱》上都有相应的记录。前面我只介绍了那几篇赋和张元幹的《贺新郎》与洪皓的《江梅引》,其他词篇的内容都没有涉及。为什么毛泽东的兴趣一下子都转向这些方面呢?那时毛泽东正在杭州汪庄养病,我当时多少预感到毛主席健康情况不好,心情抑郁,假豪放派的词来激励自己的精神,但是具体情况究竟如何,我们当时并不清楚。逄先知与金冲及编著的《毛泽东传》透露了一点信息,《毛泽东年谱》出版以后,我对毛泽东当时的健康情况及其思想感情,体会得就更深了。这些作品反映了他怀着什么样的情绪和爱好,他关怀什么,也多少能体会到他仍时刻关注着国家兴亡大事,并以此作为出发点来选择相关的文学作品,借以激励自己的意志,这一点正体现了他为人的高尚品格和爱国主义情怀。品读这些词赋,实际上也体现他休闲时的兴趣品味,他从不打牌以打发时光,只是带着心中的问题有选择地读书、读史,通过背诵这些词赋来抒发自己丰富的思想和情感。
     我们不妨先了解一下那时他的健康情况究竟如何,《毛泽东传》中记载了相关情况,“六月中旬,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度出现明显问题,经神经科和内科专家会诊后提议,中共中央决定第二次为毛泽东专门成立医疗组,成员包括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麻醉科、耳鼻喉科、呼吸管理、外科、重病护理方面专家。这个医疗组存在的时间持续了两年多,直到毛泽东去世。”
     记得1972年1月10日,举行陈毅追悼会时,他临时决定去参加,是李德生主持追悼会,周恩来致悼词,毛泽东同志站着听的悼词,并向陈毅的骨灰盒三鞠躬。他离开八宝山时,已经无法自己上车,双腿无力,几次迈步都登不上汽车,是工作人员扶他上车的。为什么如此,那是腿肿了,弯不过来了,没有力气。他穿的布鞋是定制的,需要放大尺码,同样是因为脚有水肿。我过去没有这个体会,现在自己到这个年龄才体会到,那是心衰的症状,微循环无力,不能久站。我现在同样如此,走不动路了,出门只能靠轮椅。到了1974年6月,他心衰的病情加重了,影响到其他器官的功能,白内障加重,视力退化,也与眼底血管硬化有关。我现在也是这样,带了深度老花镜还要用高倍放大镜才能读报。那时毛泽东同志视力不好,只能靠听了,文件是别人念给他听的,读书也要人替他念了。标点注释印制这些文学作品的大字本,开始是自己阅读,后来是靠别人念和唱给他听,唱是录制磁带以后在住处放给他听,尽管如此,他还在操劳国际国内的大事,接见大量的外宾。那个时期他对外宾有关国际形势的讲话,如果整理汇总的话,对今天仍有重大意义。他自己对金日成说,脑子还是清楚的。
     健康情况的变化自己的感觉最清楚,成立医疗小组的时间是1974年6月中旬,实际上他自己五月就有病变的感觉。他要的几篇赋,特别是庾信的《枯树赋》、江淹的《别赋》和《恨赋》,实际上是他考虑自己可能告别这个世界的日子渐渐临近的心理表现,既有对所有事皆不顺遂、干扰太多的反映,也有因生离死别而对许多事无法割舍的感情,他通过欣赏这些作品流露抒发自己的情怀。身体健康不佳,六月间成立医疗组的事情就毫不意外了,人要到自己老了,才能体会到那“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感觉。他那对国家和人民怀着无比深厚的感情,他关注的不仅是个人生死的问题,更多的是国家、民族、社会未来的命运。他一辈子为之努力奋斗的新中国,他如何割舍得了呢?那时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在许多场合看到毛主席失声地痛哭流涕,他不是为自己的生死,而是为了祖国的命运。如1975年夏,他听河南南部水灾情况报告,当部队赶到灾区救援时,已有几十名群众被淹死,他先是抽泣,后是痛哭了。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这个人情感越来越脆弱了,我一听到天灾人祸就伤心。”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他没有考虑个人安危,抱病听了灾情报告,主席哭了,而且是嚎啕大哭。这些都可以看到毛主席那时的感情在哪一边。另一个引起毛主席伤感的,是战友的去世。1975年4月2日,董必武去世,在那几天,毛泽东心情难过,不吃东西,也不说话,只是默默地一遍又一遍听张元幹《贺新郎》这首词,把词末之“举大白,听金缕”改成“君且去,休回顾”,希望董必武能安心离去,不要有什么不放心的地方。这是安慰死者的心灵,而在自己心中则留下了生离死别的无限悲怆。他对周恩来的感情也是非常深沉的,《毛泽东年谱》记载,1975年3月下旬,毛主席听张玉凤读周恩来三月二十日关于其病情的来信,周恩来在信中说明体内出现新的恶性肿瘤的情况,以及医疗组拟在近期实施手术治疗的方案,并说:“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故将病情经过及历次造影说清楚,务请主席放心。”由于知道毛主席当时身体情况不佳,周恩来还另写一封信嘱咐张玉凤关于病情报告,“或在主席休息好后,再读给主席听,一切托你酌办,千万不要干扰主席太多!”几天后,张玉凤从杭州打电话告诉周恩来办公室,“病情报告都念过了,主席很惦记总理,有几天睡不好觉。”1976年1月8日,“上午九点五十七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八岁。”“同日,下午,工作人员为毛泽东读中共中央政治局送来的周恩来逝世讣告清样,毛泽东听着紧锁眉头,两眼流泪,一言未发。”周恩来的治丧委员会还是毛泽东领衔,由包括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朱德等在内的一百零七人组成。1月14日,“听工作人员读邓小平一月二十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对周恩来的悼词稿后,批示:同意。”送审报告说,悼词是由政治局会议审定的,“毛泽东在听工作人员读近三千字的悼词稿时,难以控制情绪,失声痛哭。”1月15日,“身边工作人员曾问是否参加追悼大会,毛泽东拍拍腿说:我也走不动了。”我是流着眼泪抄下上述文字的,在这些文字中,清楚地表达了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生死相依、无法割舍的真情实感,这不是两个人之间对死亡恐惧之情,更不是什么儿女之情,而是革命者之间难以言喻的真情。周恩来报告自己病情时那么细心体察毛泽东健康情况,毛泽东在听到周恩来不幸去世时,默默地饮泣在心,直到放声嚎啕大哭,在这种情况下,他哪有能力去参加追悼会呢!上一次参加陈毅追悼会,站久了就难以抬腿,这时毛泽东的病情要比四年前差得多了,根本无法自己走进会场,哪儿还能坚持站着听完悼词啊,把毛主席如此衰弱不堪的病容暴露于世,于时局也不利。四五事件时,有人攻击和指责毛泽东不参加周恩来追悼会,实在是居心不良、唯恐天下不乱了,如果是不知情而被利用的话,看到年谱上毛泽东健康情况的记载,以及毛泽东在周恩来去世时的真情流露,也应该扪心有愧了。
     我们不妨根据《毛泽东年谱》的记载,排列一下自1974年6月成立医疗小组以后毛泽东的行踪,从他活动的目的和过程看,实际上都是为了有一个安心养病的环境。毛泽东在出行以前,7月17日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批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自批林批孔以来所进行的一系列帮派活动,毛泽东说:她算上海帮呢!他们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家戴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也是难改呢。毛泽东在会上两次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又说,对她也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是不大好呢。(按:江青在林彪事件以后,始终没有跟上形势,思想和活动始终停留在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发动文革的初期,帽子工厂、钢铁工厂的问题便是这种错误认识的表现,与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做反了,在批林批孔一开始就做反了,三箭齐发,加开后门,违反了毛泽东的意图,把思想教育搞成政治运动了。这是任性、自以为是地犯了经验主义得错误,对毛主席1974年以后的战略布局她根本就不理解,还是把邓小平当走资派来斗,根本不懂为什么毛泽东要启用邓小平的战略意图。本来许多由扩大化的错误挨整的老干部一股怨气还没有出,毛主席一再做解脱后的老干部的工作,一再说自己对林彪偏听偏信不好,不断做自我批评,平息他们的怨气。这一点张春桥看得比江青要清楚,我记得他曾说到:“邓小平指挥西沙战役时,是那么沉着和熟练,毕竟是经过长期战争考验,指挥过大的战役,能掌控全局的帅才。”这不是书生所能胜任的,这要靠实战经验积叠,在党内有实战并指挥过大战役,能掌控战局的帅才当时还活着的人实在不多了,彭德怀、林彪都死了,粟裕身体也不好,剩下的只有邓小平在军队中人脉关系广泛,毛泽东启用邓小平是从国际国内大局着想的,而这一点也是大势所趋,但是江青对此体会不到。这时的江青应顺势而为,尊重邓小平,好好向他学习。江青他们应该积极恢复正常的政治生活和工作秩序,对文革早期的扩大化主动作检讨,向老干部认错,赔礼道歉,以小学生的姿态向他们学习,而不能以胜利者的姿态对待他们,时间久了,才能见效,才能加强团结,才能在新老团结的基础上巩固文化革命主要是思想观念上的成果。怎么能在许多小事上,动不动就上纲上线,给别人戴帽子。即使有问题,也应在解释说明的基础上,一起来处理矛盾。她闯了乱子,毛主席不得不一次一次出来认错道歉,在毛的心情上她起了负面作用。我从不责怪别人有怨气,还是以团结为重,记得在四届人大开会时,在人民大会堂的楼梯口,我与胡乔木迎面相遇,我主动上前伸手问好,胡乔木不伸手,也不理我,只顾自己走,也许当时老干部对新干部有怨气,还有点瞧不起。我想他大概还不认识我吧,我当时的心情是慢慢来,宽以待人,团结为重嘛。现在回过头来想,那时我们对老干部决不能以文革初期的态度对待。当然,林彪事件以后,解放并恢复工作的老干部也不能以战胜者的态度来看待新干部,不能对林彪事件抱幸灾乐祸的态度对待新干部,那样就会导致双方的对立情绪。应该做的是互相尊重,才能搞好团结,否则的话,对双方都是悲剧,受伤害的是党的团结。当时在这个问题上潜伏着的危机我的认识是不足的,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更不能意气用事,不要走极端,应当认真接受教训,对党有益。)毛主席在谈话中,还询问周恩来和叶剑英的身体状况。对苏振华说:苏振华啊,你要振作起来,要把中华振作起来,海军多功啊。对邓小平说:听得到吗?邓小平说:不打听得到,助听器有时灵有时不灵。毛泽东说:你现在管外交啊!先念代理总理。当毛泽东说到准备请假外出时,周恩来说:原来准备召开的各大军区司令、政治委员的会议,是不是等主席回来再开。毛泽东说:你们开你们的,我就不参加了。都来开会,保护起来,韩先楚、李德生、许世友、刘兴元、丁盛、王淮湘,都是过去的事。林彪为什么不去广州,而往那边跑,就是听了我的话。一整人就一棍子打死,就不好了。我看省军区也要调整。对于有些同志,凡事不要太急。世界上的事,看一看再说。当江青谈到批林批孔把什么《弟子规》、《神童诗》、《女三字经》都找出来了时,毛泽东说:天津搞了一百条谚语,其中有的值得考虑,不能都废除,都批判。”
     这一次会议,毛主席是与政治局的同志道别,生怕江青再滋事生非,先叮嘱她,然后是鼓励老同志努力工作,对军队的领导干部与林彪事件有关的,要以保护为主。这样话别以后,他就在那一天乘专列离开北京到南方休养。“7月18日,到达武汉,住东湖客舍。”7月21日,他在武汉阅孔丹的父亲孔原来信,转在京政治局委员,很快孔原便恢复党组织生活和工作了。在武汉的日子,尽管是在养病,仍旧如过去一样批文件,接待外宾,与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同志谈话。9月16日下午,他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谈话,他说:“你们这些老同志,老资格,现在掌握大权,可要谨慎小心,要分析问题。我要是不在了,你们要谨慎小心。还有一二年也不一定,阎王请我喝烧酒。”那时他已考虑到自己留下的时间不多了,给同志们一个思想准备,那时只是希望大家不要因此而惊慌失措,并没有具体所指。他在武汉阅陈丕显九月九日来信后,批示:“洪文同志,此人如何处理,请在政治局一议,为盼!似可作内部问题处理。”陈丕显就是这样恢复工作的,文件是批给王洪文的,也是为了解除过去一月夺权时相互间的恩恩怨怨。陈丕显恢复工作的事,之前王秀珍给我打过招呼,我说这很好,那么多年过去了,还挂着干什么?文革中他也做过二件好事,《紧急通告》便是他要我帮他起草的,那次会议是他与耿金章一同主持的。毛主席关于陈丕显问题的指示,上海市委是认真落实的。9月27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见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特别代表、总统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他坦然告诉她:“我在养病,好几个月了,一身的病,不行了,老了。”他在审阅国庆节招待会见报的名单时,他想到过去的老人,如萧华、刘志坚、齐燕铭、侯宝林,甚至还提到国民党的将领商震是否列入名单,后来总理审阅这份名单时,还想到卫立煌的夫人、程潜的夫人、张治中的夫人、傅作义的夫人、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总之,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批准给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文件。10月4日,毛泽东指示工作人员,打电话通知王洪文,提议由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0月11日,毛泽东同志同意发出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文件引述毛泽东的讲话,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文革开始时,是拉紧阶级斗争这根弦,斗争是主导面。现在是放松这根弦,团结是主导面。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对于历史上曾经的思想政治路线上的分歧,切忌个人恩怨基础上情绪化的对立,而应该多换位思考,冷静地总结历史,有分析地对待过去的矛盾斗争,客观地分清是非,对于一时还说不清的事,在求同存异和互相宽容的基础上不妨先放一放,以团结为重,处理好当前大局才是正道。毛泽东在武汉养病的时间有三个月不到一点,10月12日乘专列离开武汉,13日晨到达长沙,住在九所六号楼。他对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说:“我这一次到这里,是来养病休息的。”他到达长沙不久,在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因“风庆轮事件”挑起事端,她还是文革初期的老作风,抓牢事端便抖自己的威风,不懂得这时应该以团结为重,委屈以求全,邓小平不是周恩来,他没有周那样有耐心来做你的思想工作,邓也是一家钢铁公司,是一个不肯屈服的人。结果引起邓小平愤然退席,于是江青让王洪文去长沙告状。本来这是一件小事,反而破坏了安定团结的大局。毛泽东不得不在长沙分心来处理政治局内部的矛盾,他批评王洪文,批评江青。毛泽东在离开北京前便告诫了江青,然而她还是任性妄为,自以为是,搞得政治局内部不得安宁。毛主席当场就批评王洪文:“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又说:“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接着毛主席做邓小平的工作,请总理出来掌握大局。毛主席去长沙是为了养病休息的,江青完全不顾这一点,打乱主席的休息,这样怎么能养好病呢?结果还是总理到长沙弄清情况,毛主席亲自做邓小平的工作,希望以安定团结为重。11月6日晚上,毛泽东会见外宾后,与陪同的李先念谈话。李先念先说:“小平的问题解决了,没有问题了,一致拥护毛主席指示。”接着说:“我们坚决不动摇地执行主席要安定团结的方针。”毛泽东说:“王母娘娘(指江青——编者注)就不听呢!”李先念说:“她的帽子公司多一点。”毛泽东说:“钢铁公司可厉害呢!又开帽子店,她这个人,别人心里不高兴她,非跟好多人闹翻不可,她是目中无人,此人的话不可全信。我三年来只同她吃过一顿饭,现在是第四年了,一顿饭都没有同她吃。总之,我在政治局交代了,政治局都知道,清楚了。叫她不要搞上海帮,她要搞。”毛泽东还是亲者严,疏者宽,不偏袒自己的妻子。在九大召开以后,江青是政治局委员了,二人之间便公事公办,很少能如过去夫妇那样共同生活了。记得九一三事件以后,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江青迟到,见面后毛主席对她说的第一句话便是“好久不见了”,这句话的意思是向大家表明王者无私言。汉文帝进长安见群臣以后,周勃要求单独见文帝,《资治通鉴》记其事云:“代王驰至渭桥,群臣拜谒称臣,代王下车答拜,太尉勃进曰:‘愿请间。’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无私。’”那就是什么事都要放在桌面上,大家一起谈,即使夫妇之间也是如此。毛泽东与李先念讲这番话的本意,也是如此,唯其如此,才能服众,不是夫妻无情,而是为了国家大局。最终毛泽东叮嘱说:“国民经济要搞上去。”毛泽东为了国家大局,还得依靠老同志们管好国家大事,江青没有这个威望和能力。在11月20日,毛泽东要江青读李固给黄琼书,其实是告诉她要懂得“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前者讲的是直而高的东西容易缺损,洁白的东西容易玷污。后一句阳春是指高雅的乐曲,如“阳春白雪”能和唱的人很少,你名声很大,但你的实际才能往往很难相称。此语是李固用来劝诫黄琼的话,见于《后汉书·黄琼传》。毛泽东对江青还是苦口婆心的相劝,要她懂得“人贵有自知之明”的道理,不能狂妄自大,不能认为真理都在你一边,要懂得识时务者为俊杰,什么事都要顺势而为,不然的话,最终吃亏的还是你自己。毛泽东尽管重病在身,对江青在公开批评的同时,毕竟还要看在多年夫妻的情分之上,对她还是耐心地启发教育。毛泽东在长沙是两边做工作,目的是稳定国内的政局。在接见外宾时,他反复讲清楚国际形势的格局,摆正我方外交工作的方针路线,正确处理了四届人大关于人事上的安排,整个国家形势在发展过程中如何继续前进,事实上还是重病中的毛泽东在把舵。在长沙期间,毛泽东曾想回家乡韶山看看,由于健康原因未能如愿。1975年2月3日,他结束了在长沙一百一十四天的休养,乘专车离开长沙抵达南昌。离开长沙时他对接待人员说:“我在长沙住了一百多天,你们已经很辛苦了,客散主人安,我走后,你们好好过个春节吧。”他对身边为他工作的人员,始终都是那么亲切,注意关爱和尊重他们。
     2月5日,他由南昌前往杭州,2月8日至4月3日在杭州休养。期间由于患眼疾,多是以耳代目,经常听工作人员为其诵读古典文学作品或古诗词曲子。也正是在4月上旬,他通过姚文元给我们下达了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王安石《桂枝香》、张孝祥《六州歌头》,陈亮《念奴娇》,辛弃疾《贺新郎》、《摸鱼儿》、《水龙吟》、《水调歌头》、《永遇乐》、《汉宫春》、《破阵子》,随后还有蒋捷《梅花引》、《虞美人》、《贺新郎》,萨都刺《满江红》、《念奴娇》(《百字令》)、《木兰花慢》。这期间,文化部为毛泽东录制了一套古诗词演唱磁带,有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白居易的《琵琶行》、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秦观的《鹊桥仙》、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陆游的《渔家傲》、岳飞的《满江红》、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张元幹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洪皓的《江梅引·忆江梅》、萨都剌的《满江红·金陵怀古》等。这套磁带共有五十九盒,请一些词曲演唱家和乐器演奏家演唱配乐。4月13日,毛泽东离开杭州返京。4月18日,他在中南海会见金日成,邓小平在座。毛泽东谈到自己身体情况时,说:“(指眼睛)这个不好,(指嘴)这个不好,(指腿)这个不好,(指耳朵)这个好。我能想,能吃饭,能睡觉,这三个好。我不能抽烟了,抽烟几十年了。我这会去了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几个地方,差不多住了一年,因为你要来,我又回来见面。我今年八十二了,快不行了。”
     他是自1974年7月17日离开北京的,到1975年4月14日回到北京,南下是为了休养身体,恢复健康。但由于长沙告状的事他不得不设法安定政局,又亲自处理好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这样的折腾使他健康状况并未好转。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描述了他离开杭州返京时的情况:“(4月13日)晚八时许,在工作人员搀扶下,毛泽东缓缓走出西湖汪庄一号楼,登车前往火车站。这时,住地的一些工作人员列队站在楼厅内外,送他离去。见到走路已十分困难(心衰,脚肿以后,踏在地上都能感到脚底之水被挤压的感觉,实在走不了几步,这个我现在也体会颇深)、容颜苍老的毛泽东,一些送别的人泣不成声。毛泽东用疲惫的目光环顾一遍众人,无力地点头,算是向大家告别。”看来这次离京南下休养身体的目的并没有达到,与他离开北京前召开政治局会议的情况比较,这十个月为了操劳国事,他更加衰老了。有了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再来看他当时要读和听的那些古诗词,更能理解他当时内心世界中那种苦闷而又无奈的感情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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