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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5年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上的一段批注说起——读《毛泽东年谱》札记之二(上)

日期:2013-01-10 | 来源: | 【大 中 小】【打印】 【关闭】

     按:今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21周年,谨以此文怀念毛泽东光辉的革命一生。因全文较长,分两次刊载,今先刊载前四节内容。
     (一)《长冈乡调查》批注所反映的毛泽东认识论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五年,为《长冈乡调查》写了一段批注,这是他在那一年重读这篇调查时写的一段话,《毛泽东年谱》将其记载在这一年之末,现在读来仍是认识论上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献,应该说它是《实践论》的续篇。它对我们认识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对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我们现实生活所碰到那么多问题的认识,同样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我们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有重要的意义,对我们克服取得重大胜利之前和之后容易产生的那些骄傲自满的情绪有重要的意义,对我们不再重犯过去曾经有过的错误有重要的意义,正视并直面我们过去曾经有过的错误,并思考如何认真地去改正它,这正是我们党光荣伟大之处。这不仅没有否定我们党的领导,反而更能加强党的领导,能够促使我们党不断校正方向,从而沿着正确的航向奋勇前进。只有不断正视自己过去的错误,并能改正自己的错误,才是最有希望的党,否则的话,那只能是一个失败并且会从历史中消亡的党。现将年谱中这一段毛泽东同志的批文全录于下:
     “本年(一九六五年十二月)重读一九三三年写的《长冈乡调查》,写了一段批注:‘什么叫马克思主义?那时的中央领导们(指1931年至1934年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实在懂得很少,或者一窍不通,闹了多年的大笑话。但是,这是难免的,人类总是要犯一些错误才能显出他们的正确。对客观必然规律不认识而受它的支配,使自己成客观外界的奴隶,直至现在以及将来(注:当然包括他去世以后的三十多年),乃至无穷,都在所难免。认识的盲目性和自由,总会是不断地交替和扩大其领域,永远是错误和正确并存。(注:认识错误,并改正错误以后,还会犯新的错误,所以正确和错误永远并存,那些历史虚无主义者抓住和嘲笑我们过去曾经有并已改正的错误,正显得他们在认识论上的无知和可笑,或者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别有用心,这一点只有他们自己心知肚明了。)不然,发展也就会停止了,科学也就会不存在了。要知道,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人类同时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奴隶,又是它们的主人。这是因为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人类社会、人类本身(即人的身体)都是永远认识不完全的。如果说有一天认识完全了,社会全善全美了(如神学所说那样)),那就会导致绝对的主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
     从认识论上,人们对客观真理的认识只能是相对的,绝对真理只能是无数相对真理不可穷尽的没有终点的总和。毛主席始终坚持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他从不认为自己是一贯正确、永远正确,而认为自己和党在一起,不断认识自己缺点错误的过程中,取得比较正确的认识,这个认识不可能有完成时。在人的认识过程中,永远是错误与正确并存,这是客观存在,没有必要对认识上的错误和我们工作上的失误大惊小怪,问题是如何纠正错误的认识,使之转化为正确的认识,从而弥补工作上的损失。有许多事情我们之所以在认识上会出现错误,有一种属于客观条件的情况,因为它是新的事物,我们没有经历过,我们还不懂,还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这个探索势必带有一定的盲目性,我们当然要付出代价,也就是因为认识上的失误,在行为上付出牺牲的代价,毛主席这一批注的背景,实际上是从认识论上总结从1958年至1960年那三年我们所犯的那些错误,如几个大办、共产风、瞎指挥、高指标、高征购等错误,主观上想搞得快些,结果反而慢了,走了弯路。问题得关键是我们那时对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还不懂,这本来是一个摸索的过程,头脑发热地大干快上,结果反而栽了一个跟斗。在改革开放时,邓小平称之为“摸着石头过河”。这既是形象地总结我们过去大跃进时期所犯的错误,也是指出改革开放起始时,我们也还不完全懂,也是摸索着前进,搞社会主义建设,好似水下的石头一般,那个石头的位置要用手去摸了,才知道水下的东西,人的肉眼看不清,有时还会出现摸不准或者摸空了的时候,那时候脚底踏空,吃二口水,也是很自然的,那就在河底站正了,再慢慢地摸嘛,这是从客观环境对人们认识的限制上讲。还有人主观上的原因,有受生理与心理上的限制,如人们一时间在心理上出现情绪化非理性的认知之影响,《礼记·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在革命运动和建设高潮时,一个人的喜怒哀乐能发而中节,那便是革命的激情,作为一个革命者怎么能没有激情,一个诗人,在诗歌创作中怎么能没有激情呢?但能否发而皆中节呢?那就很难说了,所以不能中节,无非是受了个人喜怒哀乐的影响,这个喜怒哀乐的情绪,既有个人好恶的偏爱,也有利益关系的拘束,或者群体之间相互关系中从众心理的束缚。此外,还有生理上的因素,若在更年期的综合症,或者由神经生理上疾病造成的间歇性的歇斯底里,由于这些原因的影响,从而在心理上形成一时的偏执狂和任性,这些往往都是导致认知主观上产生错误的原因。这些问题,如果仅仅表现在个人生活和家庭琐事上,它的危害还有限度,如果牵涉到国家大事的问题上,那影响就很大了。再说,人的认识过程无非是如何克服环境上的局限,如何透过现象看清本质,如何正确地运用逻辑推理,包括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探寻事物的因果关系,如何克服一切主观主义,无论教条主义,经验主义,还是生理和心理上的非理性情绪化的影响,使自己头脑保持冷静而清醒的状态,从而在调查研究和社会实践中依靠群众实事求是地逐渐找到解决问题的比较正确的方法。这往往需要一定的过程,甚至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才能逐渐得出比较正确的认识。革命战争时期的实践过程是如此,经济建设的过程也应该是如此,都是在不断实践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纠正自己错误的过程中达到正确的彼岸。所以人的认识不是先天的,毛主席不断地批判林彪的天才论,是真诚的,是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据年谱的记载,毛主席在1971年8月30日,在长沙与当地领导华国锋等人谈话时,曾说:“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几个人,天才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我的意见都是下边供应的,下面供应材料,经过我的脑子加工,这一总结,就说什么英明领导啦,了不起啦,其实我算什么英明领导,一说是英明领导,我就不寒而栗,不过是在下边来的报告上批上几个字,写上几句话。当然,没有领导不行。”可惜的是,华国锋同志没有记住毛主席当年在湖南与他谈话时对他非常亲切的教导,听到“英明领袖”这几个字时,究竟是如毛主席那样“不寒而栗”呢?还是被这几个字所陶醉呢?
     (二)毛泽东关于如何认识正确与错误的基本态度
     下面,我根据年谱介绍一下毛泽东主席在文革十年期间,对过去工作上的许多错误问题,他是抱着怎样一种念念不忘的态度,并如何反反复复地在人们面前坦诚自己过去所犯错误的教训。
     毛主席在1969年的2月19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开会,毛泽东讲到自己过去对“怎样搞社会主义,就是不懂”。1970年5月1日晚上,还是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西哈努克亲王,林彪、周恩来在座,毛泽东对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说道:“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过去我们一些事做得不好,走了弯路,我们自己也不懂得怎么搞社会主义经济这一套。”这是毛泽东在这个时期第二次承认自己还不懂如何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所以走了弯路,那是指1958年大跃进中发生的许多问题。1970年7月20日下午,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刚果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拉乌尔时,讲到中国的经济建设,又说:“这二十年中间,我们犯过许多错误,现在稍微好一些,有点改进,也许再过二十年事情要好一些了。”送客人到门口时,毛泽东再次说:“你们不要走我们的弯路。”那就是说因为不懂怎样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按照自己的国情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所以犯错误,走了弯路。这一类承认错误的话,毛主席在1961和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也曾说过好几次,对大跃进时经济工作上的错误,他是铭记在心的,而且他是始终认这个账的,故十年以后,他还反复讲自己过去的错误。1970年11月3日下午,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董必武、周恩来、康生、黄永胜、李先念、邱会作在座,谈到中国的钢铁生产时,1949年“我们接收的时候,生产钢的能力每年也只有五万吨”,“我们接收的就是这样一个烂摊子,少不要紧,但搞得太急了,会吃亏的。(注:大跃进‘以钢为纲’,追求数量,就是太急了,由于在全国盲目的大搞群众运动,在农业上误了农时,丰产而没有丰收,导致一些地区因饥荒而饿死人的问题。)现在我们还没有超过二千万吨钢,一直没有超过,上不去。能办就办,办不到就在人民面前,在干部面前讲老实话,说实在办不到,等一等,地球照样转,将来有希望。我们在一千万吨钢到一千八百万吨钢之间徘徊了十年左右,还是上不去,但我可以对你讲,通过这场文化大革命,许多人觉悟了,今后十年可能上去。现在倒要警惕,要防止有些人动不动就要翻一番,这个积极性一上来,又要发生事,一是材料不够,一是设备投资跟不上,全国紧张。”毛泽东这番话还是在吸取1958年大跃进时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教训。文革后这几十年我们翻了好几番,钢的产量是讲几亿吨了,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产能过剩,钢铁卖了白菜价。人的正确思想只能在实践中不断吸取过去曾犯错误的教训之过程中来,错误是正确的先导,改正了过去的错误,事业发展了,在新的环境条件下,还会犯新的错误,甚至不自觉地会重复过去老的错误。
     毛泽东同志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正如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的那样,是有鉴于苏联修正主义的错误,如何在国内反修防修,说是“史无前例”,实际上是我们没有经验,有很大的盲目性,所以出现很多失误。例如文革期间,关于“二月逆流”的问题,在1971年11月14日晚上,毛泽东同志接见成都地区党政负责人座谈会时,叶剑英到会,毛泽东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那个王、关、戚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可以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也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多年才能搞清楚。”那不就是当着叶剑英的面,承认当时批评他们是错误的,毛承认自己也有认识不清楚的时候。这里王、关、戚的问题与林彪的问题在性质上还是有区别的,毛泽东在处理王、关、戚事件以后还曾称他们同志,毛对戚与王、关亦还有区别,至少他们没有参加林彪后面的阴谋活动,我想他们之间问题的性质应有区别。不久陈毅病危时,毛还专门派人在陈毅病床前说明,安抚陈毅同志。陈毅同志去世时,毛泽东同志抱病去参加他的追悼会,那是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同志对陈毅同志家属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他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作出贡献,立了大功的,已经作结论了嘛。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陈毅同志是能团结人的。林彪是反对我的。毛泽东同志这些话是真诚而有根据的,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时,陈丕显去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与华东地区的一些负责同志在陈毅家中聚餐,陈毅同志曾慷慨激昂地说:“各位不要垂头丧气,我知道现在大家很困难,困难谁没见过,长征不困难?三年游击战争不困难?建国初期要米没米,要煤没煤,头上飞机炸,下面不法投机商起哄搞乱不困难吗?困难!没有困难还要我们共产党干什么!我还是那句老话:无论多困难,都要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德国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又出了伯恩斯坦,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佩服的五体投地,结果呢?马克思一去世,伯恩斯坦就当叛徒,反对马克思主义!”“俄国出了列宁、斯大林,又出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比亲生父亲还亲,怎么样呢?斯大林一死,他就焚尸扬灰,背叛了列宁主义!”“中国有人(这是指林彪)把毛主席捧得那么高,毛主席的威望国内外都知道,不需要这样捧嘛!我看哪,历史惊人地相似,他(这里不是指别人而是指林彪)不当叛徒我不姓陈!”“我这个人从来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参见《陈丕显回忆录》)陈毅同志这些话句句铿锵有力,九一三事件果真被陈毅言中。为什么陈毅能讲这番话呢?朱德和陈毅带队伍上井冈山时,林彪只是一个连排级的小干部,在十年内战时期,陈毅对林彪在基层的表现看得比较清楚,对林彪文革前的一些情况比较了解,有些情况毛泽东不一定清楚,现象掩盖了他的本质。当年陈毅同志这一番话听到的人不少,总有人传到林彪耳中,这是林彪他们整外交部陈毅的一个动因。所以在陈毅去世前后,毛抱病要说这一番表示歉意的话,否则心中难以平静。离开追悼会现场时,他的腿也肿胀得无法抬起,跨不上汽车,是让人抬他上去的,由此可知当时毛对陈抱歉的心情是那么真切。此外从李根清《林彪“散记”中对毛泽东的思考》一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林彪这个两面派,在背地里是研究和捉摸如何应对毛泽东,以达到个人的野心,其阴暗的内心是把毛泽东视作他可以欺骗和玩弄的对象,这与其表面上说的那些恭维毛主席的话完全相反,印证了毛泽东在上面说的“林彪是反对我的”这个论断。过去毛泽东由于善良地以同志式的态度来看待林彪这些错误,但被林彪的表面现象所欺骗了,要说政治骗子,林彪在建国以后的所作所为才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政治骗子,要真正认清这样一个曾经有过赫赫战功的政治骗子,这要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暴露以后,才能认识清楚,才能对林彪作出比较正确的判断,由错误转为正确。他那些表面现象至今仍在蒙骗我们许多心地善良的同志,包括我曾经见过的他的女儿林豆豆,所以至今还有很多人在为他鸣冤叫屈呢!至于有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别有用心,以搅乱是非,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建国以后,林彪的人生,特别是高岗事件以后,他的思维轨迹和种种表现,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三)林彪事件对毛泽东是一次最沉重的打击与其晚年读书及处理林彪事件以后之文革遗留问题
     林彪的“折戟沉沙”,对毛泽东而言,这可是一次最沉重的打击,大家都还记得毛主席在《五一六通知》中加的一段话,讲到:“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识破了,有些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大家都知道当时这些话是对着刘少奇说的,在五月十八日,林彪有过一个讲话,讲的是历朝历代政变的问题,毛泽东给江青的信中,讲到他不赞同这个讲话,他是违心地把它作为中央文件发下去。这封信周恩来看了,给林彪也看了,刘少奇只是思想政治路线上的分歧,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林彪这个写在九大党章上作为接班人的人物才真正是二面派阴谋家、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林彪口口声声反对政变,却在背地里搞阴谋搞政变,这样的事件,对文化大革命不成了莫大的讽刺吗?在人们心目中对文革会因此而如何看,特别是文革中挨整的干部和群众会如何看,如何向他们解释和说明这件事的教训呢?如何解释这场文革的必要和意义呢?在思想上这个弯子怎么转啊!怎么给全国人民有一个合情合理的交代呢?这一切毛泽东心里是非常清楚的,对毛泽东而言,林彪事件无论如何是一个沉重的心理负担,而且对毛泽东的健康状况,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当然,对人物的品评和判断,客观上也有一定的难度,因为人物是随着环境和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他人品中矛盾的性格也是在变化的。
     而且这个变化是非常隐蔽的,在现象上他是表现为谦让、退却,以身体不好为辞,显示其在政治上没有野心,而背地里则是在窥测,选择时机,因而更具欺骗性。当然,也不能说林彪一开始就是坏的,在历史上林彪也是能指挥打仗,在抗日战争时期打过平型关战役,解放战争时期指挥过辽沈战役,尽管以后参加过平津战役,一直打到广东和海南岛,所以是有过战功的,因此他也有瞒天过海的条件。然而他以处理军事问题的思想来处理政治问题,那就完全错了,军事上敌我双方对阵,当然可以讲兵不厌诈,声东击西,但政治上便不能讲诈了,应讲诚信。他那样以诈来对待毛泽东,对待自己的同志,怎能不失败呢!陈毅同志曾经揭露过他,在十年内战时期,他也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在战场上他一见形势不利,往往不顾同志和友军,自己拔脚先溜。最终他采取的办法,也是军事思想上讲的打不赢就走嘛,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不顾自己亲信四员大将的处境,拔脚先溜,他这一走的结果竟是自己一家子“折戟沉沙”了,这大概也出于他自己意料之外的吧!当他跨出搞阴谋政变这一步,问题的性质就根本变了。说到底,林彪也是被叶群摆布,望子成龙,这可不是一般意义的龙,而是给林彪未来国家领导人地位接班的龙,老虎(林立果的小名)成不了龙,反而成虫,或者叫作画虎不成反类犬。怎么能让国事来从属于自己的家事呢?把林立果说成什么天才、全才、超天才,这能骗得了谁呀!九届二中全会证明此路不通时,他们便冒险地转向另一个极端,那就是林立果搞的《571工程纪要》,这在战术上是顺取不行时则逆取,如若仔细想一下,林彪如此下场,实是罪有应得。如果林彪的阴谋得逞,在政治上将会造成什么结果,这帮机会主义者会把中国带向何处?这就很难说了,每每想到这一点,真令人有一些不寒而栗的后怕了。《毛泽东年谱》上记载1967年4月中旬,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有一个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这篇讲话毛主席改过,毛主席在“触龙说赵太后”一事后加写了一段话:“主席说,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初期,地主阶级内部权力和财产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林彪在这个问题上,不就是被妻子和儿子拖着鼻子走上阎王路了吗?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是紧密相连的,家不齐,家风不振,何以治国,这个教训至今仍然极为深刻。在反腐反贪的斗争中,最近公开审判的刘铁男那个案子,还不就是与其子刘德成父子俩串通起来贪污受贿。在一些所谓红二代身上发生的那些问题,便是非常深刻的教训。毛主席加的这段话,值得我们永远记取。
     毛泽东同志不仅强调要正确认识自己的错误,并主动改正错误,还设法挽救由于自己判断错误所造成的损失。同时还注意到如何正确对待犯错误的人,以及如果自己被错误对待以后,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处境。1973年5月25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讲到在林彪事件中犯错误干部的问题时,他说:“以‘九一三’为线,以前是有错误,允许改正,犯过错误的,应该向党说清楚。今天不认识,可以等待明天,明天不认识,还可以等待。犯了错误的,只要自己承认了,允许改。人要能上能下,我们的人就只能上不能下,我就是多次又上又下,正因为这样子,所以有时候就能够得到机会读书。即使不是自己犯了错误而是被错怪了的,那也要安心读书,得(到读书的)机会嘛。”对待犯错误的人处理时,毛泽东还说:“一面要坚持原则,一面水又不可太清。一点错误没有,没有这样的人。哪有那么清的,水至清则无鱼。”至于读书,读什么方面的书,读什么书,毛泽东同志说:“政治局委员要懂得一点历史,不仅中国史,世界史,分门别类的政治史、经济史、小说史也要懂一点。从乌龟壳(指使用甲骨文的商周时代)到共产党这一段历史应该总结。中国小说,艺术性、思想性最高的,还是《红楼梦》。读《红楼梦》,不读五遍,根本不要发言,因为你不能把它的阶级关系弄清楚。《红楼梦》的作者,是生在康熙、雍正之后的曹雪芹。在雍正年代他家是受整的,抄了家的。”
     正是从1972年末开始,这个时期毛主席通过姚文元要我们标点的古文和诗词文赋有一百多篇,那时他眼睛有病,视力不行了,但还坚持读书,这些篇目有的是他过去读过的,借古人的经验来启发和指导我们的工作,有的是借古人的词赋来抒发个人爱国主义的情怀,有的是借古人的文章来批判林彪的错误和罪行,这些书目在《毛泽东年谱》中都按时间作了具体的记录,通过这个时间段的重大事件,可以多少看到毛泽东是如何古为今用的。这是我们理解毛泽东在生命最后阶段,在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思考各类问题的一扇窗户。
     人到了晚年,自然会有生离死别的感慨,1974年毛泽东八十一岁了,那一年的五月,毛泽东也许已经感到自己体力日衰的状况,六月下旬,年谱记载: “毛泽东健康状况出现明显问题,中共中央决定为毛泽东成立医疗组,成员包括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麻醉科、耳鼻喉科、呼吸科、外科、重病护理等方面的专家。这个医疗组持续二年多,直到毛泽东逝世。”年谱记载了那年五月上旬他要有关人员注释江淹的《别赋》与《恨赋》,在我们登录的时间表上,下达任务的时间是在五月十日,上送的时间是五月下旬。江淹《别赋》的开篇便云:“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还称:“别虽一绪,事乃万族。”说到底无非是暂离与永诀。它的末句称:“谁能摹暂离之状,写永诀之情。”毛泽东读它,实际上他已在默默地考虑着生离死别的事了。《恨赋》的第一段文字为:“试望平原,蔓草萦骨,拱木敛魂。人生到此,天道宁论!于是仆本恨人,心惊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也许这正是毛对生离死别的内心感慨,不是怕死,所恨乃这世间尚有多少事未能了结啊!打动他的是“伏恨而死”那一句,该赋的末句是“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毛泽东深感自己留下的日子不多了,文革到那个时候,林彪事件以后,在毛主席心目中还有多少未了之事啊!他不能公然讲自己内心的感慨,只能借古人的词赋来宣泄内心在生死问题上的情感。与上述二篇同时标点的还有庾信的《枯树赋》,实际上认为古树枯萎是受外部种种灾害摧残的结果,借以抒发内心不平之情,全文最后一句是引用东晋桓大司马(桓温)之言:“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此句触动毛泽东的原因,是他对自己一辈子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将来会如何发展感到忧心,他胸中怀念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能不能经受各种风浪的考验。当时我只是感到毛喜欢读这些作品,有一些不祥之兆的感觉,现在自己也到了那个年龄段了,健康情况也是江河日下,对毛泽东同志当年的心情体会更深,引起我更多的共鸣。
     毛泽东在1972年到1975年末读古书和他在这个时期所作的大量工作,都有直接间接的关系,主要便是正确地处理文革的遗留问题,纠正林彪在文革运动中各种错误所造成的后果。他为贺龙等在文革中被林彪整死的干部平反昭雪,他为因“二月逆流”被错误批判的老帅们说话,说服干部,让他们恢复工作。他解放了大批被审查的干部,他一次又一次地批评文革时期的专案工作,为解放干部做铺垫。他及时地让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他不仅坚持反对修正主义,与苏修斗争,而且还改善中美关系,改变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在这个时期为了落实党的政策,他还不断地批评江青的干扰,为他身后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有利的内外环境。
     (四)关于文革三个阶段的划分
     从1966年到1967年的十年历史过程,过去我说过,以九大为分界线,应划分为二个阶段,现在我想应该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从1966年到1969年4月,“九大”的召开为止,严格意义的文化革命已经结束,中央文革在九大以后也已经不存在了。从1970年到1971年末,实际上是反对林彪的斗争。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原来是为召开四届人大与讨论国民经济计划和修改宪法,林彪他们破坏了这次会议的议程,这是一个与林彪集团作斗争的阶段,也是文革十年中间的一个转折阶段,现在看来粉碎林彪集团是全党一次伟大的胜利。1972年以后是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是为了林彪事件以后,如何处理好文革的遗留问题,诸如召开十大,建立新的领导班子,批判林彪事件的影响。这个影响包括二个方面,一是林彪在军队的影响,让邓小平来主持整顿军队的工作,一是清算林彪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那就是批林批孔。还有就是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斗私批修,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召开四届人大,为社会政治生活走上正常的轨道铺平道路。这个阶段为1976年毛主席逝世以后,处理好国际关系,特别是通过尼克松访华,改善了我国国际关系,从而创造了一个极为有利的国际国内环境,为以后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有利条件。所以这十年时间,毛泽东所做的一切要作具体分析,才能从中为今后党的建设吸取极其有益的经验教训。(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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